佐藤信渊明确提出，欲侵略中国需把中国东北作为突破口。“经略他邦之法，应始于弱而易取之处。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容易攻取之土地，无如支那之满洲者。”[140]接下来，佐藤信渊还精心设计了侵攻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和进一步“扩大战果”的野心。“取得黑龙江之各地后……逐渐向西，松花江之地方亦易取之地。既得吉林城之后，则支那之鞑靼诸部必望风而归附，若有不服从者，移兵征讨。鞑靼既定，则盛京势危，支那势必全国震动。故而，皇国征服满洲，虽不知早晚何时可得，但最终为皇国所有，定而无疑。夫不啻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败亦由此开始。在取得鞑靼基础上，朝鲜、支那继而可图。”[141]

佐藤信渊甚至还提出了天皇亲征的方案和对全中国的统治术：

亲征扈从必用熊本府之兵，亲征之先要考虑各方皇师之形样，并探得支那国王所谓清主者已经困苦，而后可渡海。先阵之兵直捣江南地方，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地为皇居。乃登用有文才之支那人，使其作大诰，周檄天下，曰：清主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之神意，痛拒皇国之法教，不怜人类之无食，获罪于皇天，而（天皇）则行天罚以救苍生。应怜新归附之支那人，悉选用其有才者为官，且需立明室之子孙朱氏封上公，使其谨行先祖之祭祀，大施慈悲，专心抚育支那人。若真诚用此策，数十年间，支那全国可完全平定。[142]

佐藤信渊还提出了利用东北地区人民和官兵侵扰中国的险恶谋略：

皇国作为万国之根本，乃应号令全地球之宗国，因而以皇国人之食余抚育彼鞑夷，驾驭调练其精锐，渐使其成为令支那、印度等国臣服（于日本）之基础。世上之儒生俗士等见当今支那之强盛，闻此论笑之癫狂。详于世界之形势而考较其事体大要，四大洲中土地广大、气候良和、物产极多、人民极繁盛之国，实以支那为第一。然，破灭支那者，常出自鞑靼部，察于此，由鞑靼制支那甚为便捷，自不必论。[143]

佐藤信渊上述“弘论天下”并非儿戏，虽然自觉当时的日本无力实行，还是寄希望于具有“混同世界”野心之后来者：“予深感上天哺育之大恩，窃有囊括六合之意。然怎奈家贫年老，于是乎，笔记此书题名混同秘策，聊记垂暮之郁愤，固封以留与儿孙。嗟乎，后来之英主，有志于鞭挞宇内者，若先熟读此编，思过半者也。”[144]这一贪婪的侵略扩张“蓝图”被明治以来的日本帝国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尤其是与开篇所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扩张战略之雷同，不能不令人惊异。不知是源于不谋而合，还是明治以后“神国”军人继承了其先辈之侵略遗愿。总之，《田中奏折》的对外侵略扩张步骤与“佐藤文本”如此雷同，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扭曲神道的历史延续性。然而，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惨败的结局，却是佐藤信渊所没有料到的，更成为“神国”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者们的“千古遗恨”。

那么，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如此“宏大战略”的呢？

如果粗略地梳理一下佐藤信渊作为一位民间学者所涉及的学问领域便会发现，他颇有家学渊源，诸如：农政、农业技术、土木治水、矿山学、冶金学、渔业等等[145]，又周游日本学习兰学。按佐藤信渊自己的说法，他曾经“赴江户随宇田川槐园先生学习本草及和兰诸学说，又从友人木村桐斋氏受天文、地理、历数、测量等术。及学之略成，负笈游历四方，足迹所及凡四十六国，精研父祖之遗事，以至几乎家学全备”。[146]上述各类科学技术无疑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此外，他更兼通儒佛之学，使他又具备文人学者的思维。如果佐藤信渊的学问知识体系仅限于上述，大概很难产生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然而，佐藤信渊又分别“随吉川源十郎和平田笃胤学习神道和国学”[147]，并将国学家的复古神道定为其学问的根基。可见，佐藤信渊所学领域宽泛庞杂，集科学和迷信于一身，因而使他的思想显得颇为诡异。通过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统御佐藤信渊学问中枢的是充满想象和迷信的复古神道学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理念，这反映在其所著《天柱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