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被认为是复古神道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延续其师贺茂真渊等前辈的思考路径，还展开了大规模“追根寻源的考证研究”，力图将复古神道思想作为一种“强迫观念”，占据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地位。然而，作为日本神道之所以无与伦比的“原典”依据，也即文献学上的考证对象，本居宣长仍然毫无新意地选择了《古事记》，并将《古事记》所记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来加以演绎：“世上所有事物，皆由产巢日神（包括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之灵而生成。皇祖神伊邪那歧、伊邪那美乃由此创始，世间一切事物，皆从此二神而开始。”而天皇的绝对统治则是由开辟天地的“祖神所定……因天照大神（伊邪那岐命洗左眼时所生）之命，无论天皇之善恶，均无伺机从旁篡夺皇位者。”[118]故而，所谓神道乃是“天照大神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且广及四海万国”[119]，此即“我国神妙之道，较外国所有之道远为纯正高贵之凭证”。[120]可见，在本居宣长看来，《古事记》所记之上述神话传说就是历史事实。

本居宣长的“溯源考证”已然荒唐，而其要证明的结论更是充满臆测。本居宣长首先用“道”和“教”将国学家的神道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截然分断。本居宣长认为，所谓日本的“道”是自然生成之日本神道，包括“不依德，而惟依血统”[121]的天皇家天下制度都是至善之道，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则是人为的说教。本居宣长对两者做出了褒贬分明的价值判断：“神道无教典，乃真道之证也……以教为宗旨者，人造之小道也。”[122]简而言之，在本居宣长看来，虚无缥缈的“日本之道”是自然形成的朴实大道，而中国古圣先贤之“教”则是违背自然的人为小道，并认为：“（中国的）圣人之道本为治国而作，反成乱国之根。”[123]其实本居宣长所说的“自然生成的日本之道”除神话传说之外无凭无据，是名副其实的“人造之道”。正是这凭空想象的“道”，在本居宣长那里，成了日本至高无上的依据。所谓：“高天原（日本众神所在的天上的世界）者，万国所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乃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四海万国无不蒙其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亦不能一日片时脱离大神庇荫而可自存者。”[124]可见，在本居宣长看来，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日本都是永恒的世界主人。

对本居宣长来说，击败贯通日本历史的中国“圣人之教”，是炮制“日本之道”的必要前提。为此，本居宣长必须强行截断中国思想的渗透，把融合神道变为忠实于日本传统的“纯洁”的复古神道。本居宣长不容置疑地宣称：“今之神道家皆以支那儒道来理解吾邦神道，故而大失神道之旨，愚不可及。”本居宣长批判融合神道的力度之大，甚至殃及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日本书纪文章多造作，且悉汉文书写，故多失古语之意。”[125]可怜《日本书纪》仅仅因为用汉文写成，而遭此不白之冤。本居宣长之所以对作为正史的《日本书纪》弃之不用，反将《古事记》作为论证“日本之道”的“正史”，是因为担心《日本书纪》神代卷以外的记载会成为其所论“日本之道”的反证。这种“弃正史而信神话”的“考证研究”

和唯我独尊的排外思考路径，凸显出复古神道思想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虚幻自恋情结。

如果说本居宣长侧重于论“道”，那么自称本居宣长弟子的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理论重心，则在于“完善”日本祖神创生宇宙的理论，以确立日本祖神之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本体地位和日本优于万国的神国——皇国史观。其实平田的所谓宇宙生成论不过是通过对“记纪神话”的随意加工而来，其目标在于论证神国史观的绝对性。《古事记》中并没有言及创世神话中最初出现的“造化三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功能，而平田笃胤却解释说：“天之御中主神寂然无为而主宰万物……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分天之御中主神之神德而生天地万物并主宰之”[126]，从而使“造化三神”获得了哲学本体的地位。

平田解释说：天之御中主神乃是“阴阳混沌之神体……生皇产灵神之男女二柱神，以二柱神之产灵生成大虚空中难以言状之物，由此分成天日与大地，此乃天地初分之时”。[127]平田以如此轻而易举的思辨就杜撰出宇宙初生，天地始分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天地衍生过程中，日本被置于怎样的位置呢？据平田的说法，日本处于天地始分前连结“天地间的蒂之处”[128]。按照平田杜撰的逻辑：天地生成后，最初的国家便是三柱神之嫡系后裔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柱神所造之日本，所以日本“位于万国之东头”的太阳初升之地，由于日本是“神所生之国，与万国乃天壤之别……确实为神国”，并称此为“宇宙之公论”。[129]此等荒诞无稽的日本神国论，就是平田笃胤论证无与伦比之万世一系皇国史观的原始依据。

平田在确立了日本的神国地位之后，接下来便是建立神皇一脉相承的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皇国史观。平田笃胤在论证日本“确实为神国”之后，又从神皇交接节点的天孙下凡，一直讲到19世纪初期：“自皇孙迩迩艺命（天照大神之孙），至今文化年间（1804—1817）之天皇，共一百二十代之皇统延绵不断，自世界之初至今，乃如一世……历代天皇乃统治八隅之大君，统治八隅即统治全世界。”[130]由此，平田描绘出神皇一脉、万世一系、国祚无穷的神国——皇国史观。如此悠长的历史推衍，只不过是为了得出事先预设好的结论：因为“我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后裔”，所以是“现人神”[131]。不仅如此，“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所以“日本之天子实为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世界万国都要服从皇国是不言而喻的”[132]。这就是平田笃胤创造的“日本统治世界的原理”。

要使日本优于万国之论站稳脚跟，平田还必须搬掉一块“绊脚石”，那就是要推翻一个自古以来的历史常识，即日本是通过不断摄取中国文化的养分而逐渐演进为文明社会的。为此，平田又开始编造天方夜谭的故事了。其方法可谓简单易行，即把中国上古传说记事一律收归日本所有，于是中国人的祖先都被变为“记纪神话”中的日本神了。平田笃胤言之凿凿地说：“汉土盘古之后有三皇五帝。三皇者，天皇即天皇大帝或天皇上帝，即日本神典之伊邪那岐命；地皇即伊邪那美命；人皇即速须佐之男命（天照大神之弟）。又以伏羲氏为东王父，当神典之大国主命（与高天原相对的地上之国苇原国的主神）；女娲氏为西王母，当须势理毗卖命（大国主命之妻）。”而“盘古氏实即皇产灵大神，燧人氏实即大国主命大神”。[133]平田的这些自娱自乐的意**故事虽然荒唐，但却可以从根本上颠倒中日两国文化发生的顺序，如果连中国人的祖先都是日本的神，那么日本文化怎么会来自中国呢？

由上述可见，平田笃胤之论将复古神道理论进一步神秘化、随意化、“体系化”，如果说本居宣长的话语还“有据可考”的话，那么平田笃胤的说法就是随心所欲地编造了，从而使复古神道变得完全无视学术和理性，走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

上述历代国学巨头们的复古神道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思想路径是一致的，那就是站在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以日本民族之伟大和中国文化之不堪为论题，反复两相比对证明，从而编制出以“大日本而小中国”为主题、以日本优于万国为结论的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体系。及至明治政府建立，复古神道理论终于被天皇制国家所全盘继承，幻化为统治整个日本民族精神的国家神道。

其实，上述盲信古典的偏狭，也曾招来国学派内部的批判，贺茂真渊的弟子村田春海就提出，贺茂真渊告诉人们的“道”是歌学和古典解释学，除此无他，并激烈地批判本居宣长的“古道绝对信仰”是牵强附会，从而将古典文化研究与狭隘的“古道”画了一条分界线。非意识形态化的著名国学家还有专注于古文献校勘和史实考证以及研究古代制度的半信友和狩谷掖斋等人。然而，如上所示的国学家们一脉相承，不仅要贬斥中国，而且还要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从而由“日本精神”来取代中国文化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当时就曾遭到日本知识界的严厉批判，“近时所谓国学者流，其言奇僻而其内狭隘。每每罔道诬圣，无所忌惮矣”[134]。但是，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被称为“国学三大人”，而且“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先唱，而庸愚之徒从和之，不啻举之其口，又笔之于书，其学日炽月多。”[135]可见，复古神道思想影响甚广。

有观点曾认为国学是日本的文艺复兴，从形式上看确实很相像，但是作为国学主要内容的复古神道学说是日本版的排他的神秘神学，是一种文化倒退，因为被国学家们批判的佛儒思想远比复古神道更有意义，而复古神道却演变为“反动的日本精神哲学”[136]。

不可否认，江户时代的国学研究为日本后来的古典研究以至于古代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学术养分。然而，国学研究却忽略了村田春海提出的国学观，而是沿着意识形态化发展下去，走向孤芳自赏的迷信，最终形成了旨在制造“神国史观”“皇国史观”的“复古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