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即在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排斥别国文化甚至与别国为敌，就会异化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毒瘤。复古神道即是此类典型的历史标本。

一般认为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但是神道从发生那天起就是一种极不稳定的信仰，在历史上几经变脸，而且流派众多，从民间信仰最终发展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神道。有学者将神道的发展变化过程形容为一个不断更换衣裳的玩偶：“一旦时代变化就会灵巧地脱掉前一个时代旧思想的衣裳，而改穿下一个时代新思想的衣裳。奈良时代之初，身着为大和朝廷统一诸氏族而制作的古代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衣服，这表现在《古事记》中。进入平安时代，从中国传来的佛教浸透于国民，于是又脱掉以前思想的衣裳，换上佛教的衣裳，成为神佛习合神道……到德川时代，中国南方的儒教开始流行，又丢弃了佛教的衣裳，改穿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衣服……变成儒家神道。及至国学兴起，又迅即脱掉儒教的衣裳，换上国学的衣裳，形成神、国习合的古学神道。”[102]

到了江户时代，神道对佛教的利用走到了尽头，随着朱子学的传入，出现了在排斥佛教的同时，以儒家思想解释神道，并主张神儒融合的思想。首先是林罗山给神道做了大手术：“此神道即王道也，心之外别无神、别无理”；“或问神道与儒道如何别之？自我观之，理一而已矣。”[103]林罗山认为神道就是儒家倡导之王道，就是朱子学中的理。此即典型的儒主神从的“儒家神道”理论。此后又有吉川惟足（1616—1694）主张的神主儒从的“理学神道”，从哲学本体论的太极到人间政治伦理，都贯穿着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命题，但是却堂而皇之地声称日本神道才是高于佛儒两道的万国之根本。

与理学神道同时还有儒家神道的集大成者山崎暗斋（1618—1682）建立的“垂加神道”[104]。山崎暗斋笃信朱子学的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神道学家。山崎暗斋认为，天照大神既是太阳神又是女性的人体神，即所谓的“天人唯一”。这里对朱子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作了巧妙地借用，山崎暗斋认为，靠理性是无法理解“天人唯一”的关系的，而只能凭借信仰才能领悟出来。在山崎暗斋那里，把本来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变成了神秘主义的神道学说。此外，垂加神道理论中强烈的天皇绝对崇拜意识，对后来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以及神国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此，已经反映出江户时代日本文化独立意识的萌芽，而距复古神道的出现也仅有一步之遥了。

复古神道的学问滥觞于国学。江户时代发生的国学是通过对日本古典的研究，寻求日本固有之“道”的学问。国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古代语言、文学、习俗、制度等日本固有的古代文化，并以文献学为研究手段，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辨”而将日本古代社会理想化。就象古学要返回孟孔之道一样，国学则要发掘汉文化传入以前的纯日本的古典文化。国学的思考路径显然是受到古学派的影响，但其目标却与古学派大相径庭。国学试图剔除儒释道等所有外来思想和学问，而回到《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日本最初的古典，以复归“记纪”时代的“大和心”。即“与追索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儒家的研究相对，要极力从日本自身古代社会中挖掘出更高的理想社会，这既是支撑国学运动的强烈的信念”。[105]国学的称呼本身也显示出与汉学相对抗的意识，因而又称“和学”“皇朝学”等。观此“学名”也可知国学最终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复古神道也称“纯神道、古道神道、国学神道、神道复古派”[106]等，是江户时代一些著名国学家为对抗中华文化及所有外来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宣扬日本神皇一体、优于世界万国的神道理论。因而，作为复古神道理论的第一步，就是要颠覆自古以来长期吸纳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传统融合神道理论及思考路径。宣扬复古神道的国学家们为剔除长期沉淀于神道理论深层的所有外来文化，对“记纪”等遵照皇室意志编写的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做出了随心所欲的演绎。在这个演绎过程中，为确立复古神道核心内容的神国日本的绝对性，一些国学家对影响神道颇深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点诋毁和排斥。为此，国学家们索性把神话当作史实，臆造出以神皇一脉相承的神国、皇国史观为依托的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复古神道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要使以中国思想为主的外来文化矮小化，而且还要论证由举世无双的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的“原理”。

如前所述，国学本来是一场文学复古主义运动。国学先驱契冲（1640—1701）认为神儒佛三教可以融合于和歌之中、“记纪神话”也都是文学作品。但其后继者荷田春满（1668—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等国学大家们，则逐步把国学引向发掘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意义上的论说，“记纪神话”也被他们奉为日本精神之源的“学术经典”。他们为建立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必须树立日本精神，以消除“外来文化的污染”。由此，曾作为日本文明启蒙助力的中国思想文化首当其冲，自然成为复古神道学家们主攻对象的“不能忘记的他者”，这些国学家也异化为复古神道学家。

荷田春满将《日本书纪·神代卷》作为复古神道的原典置于至尊地位，在他看来，“神代卷”记录着原汁原味的日本风情与大和精神，所谓“本朝之道，简化于神代上下卷者也”。[107]因而，荷田春满面对江户时代儒佛思想在日本知识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状况忧心忡忡：“今也洙泗之学（孔学）随处而起，瞿昙之教（佛教）逐日而盛……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于一年。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复古之学谁云问？”荷田春满认为，正是上述现状导致神道被儒佛污染而面目全非：“今之谈神道者是皆阴阳五行家之说，世之讲咏歌者大率圆钝四教仪之解，非唐宋诸儒之糟粕则胎金两部之余沥，非凿空钻穴之妄说则无证不稽之私言。曰秘、曰诀，古贤之真传何有，或蕴、或奥，今人之伪造是多。”在荷田春满看来，当时的融合神道理论已经完全被儒佛吞噬，背离了日本“古圣贤之真传”，而且多为伪说，因而造成了日本原始“土著神道”的衰败。为此，荷田春满立志排儒佛之教以复归日本古道：“臣自少无寝无食以排击异端为念，以学以思不兴复古道无止。”[108]荷田春满还预设了复古神道“学说”的结论，即：“日本乃神裔所存之国，胜于万国，教亦胜于万国也。”[109]可见，荷田春满最早发现了通过诋毁中国文化而抬升日本精神的“彼消此长之法”，因而成为兴古道而排儒佛的鼻祖，也为其后继者定下了思想基调。

荷田春满的弟子贺茂真渊，遵循其师预设的思想路径而“言复古之学”，并将“神皇之道”作为其学问的重点。贺茂真渊为论证“神皇之道”的至高无上而著书立说，其著述涉及建国神话、古文献、语言、和歌、文章等诸多领域。

贺茂真渊把“日本古语”问题作为其论证古道的切入点，将纯洁“日本古语”作为排除“汉意”的首要条件。贺茂真渊认为，汉字的传入阻碍了日本文化精神发达的进程，是导致日本人忘却自身原乡文化的根源所在：“古时虽用唐字，但只用其表音”，其后又“使用表意汉字”使日文“犹如汉字之奴”，继而日本受汉字影响而又成“其国之奴”。[110]在贺茂真渊看来，用汉字书写的日本记事也势必会因浸染“汉意”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奴婢。

基于上述认识，贺茂真渊甚至认为以汉字成书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全书充斥着“汉意”，因而要予以否定，并认为只有《古事记》《万叶集》等少数文献才是“纯粹皇朝之文”[111]，也即原汁原味的日本古书古义。此论与主张以《日本书纪》为国学原典的荷田春满相比，变得更加“纯净”。贺茂真渊发现《万叶集》才是日本古语的源点，所谓：“以古歌……可推知古代之世事……可推想神代之神事。”[112]他解释说：通过《万叶集》之和歌可知“大和国营造宫殿之际，皇威显于外，宽和成于内……民也一心尊皇”，而后“唐风盛行，民不尊上，而显奸猾之心”。[113]尤其是“中古以后……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114]为此，贺茂真渊要恢复“唐风盛行”以前日本传统的统治秩序，即：“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专于武勇正直。”[115]此即贺茂真渊设计的神皇一统治理日本的“古道”，也即日本精神的根基。

依据日本“古道”，贺茂真渊便剑指儒家思想：“儒教有所谓道……说在唐国以此理治世，皆属虚言。”甚至对兄弟姐妹成婚有悖人伦的说法，也提出了质疑：“我国古代以同胞为兄弟，（同父）异母所生非兄弟，因之……常有异母兄弟姐妹之间通婚者……一旦立一制度（指在中国同姓同族等近亲不婚的婚配禁忌），便以为天下之人以至后世皆须遵守，乃愚蠢之极。”[116]贺茂真渊之所以设此专论，是因为日本历史上近亲通婚非常普遍，尤其是上古日本天皇家为保持血统纯正，血缘内婚配乃成惯例。所谓“旧制限帝族自相为婚，亲王与内亲王相婚配”即“如帝子男为亲王，女为内亲王，制惟亲王许娶内亲王”。[117]由此，不难理解在贺茂真渊看来，天皇家族血缘内婚配的状况，也被包含在其所主张应该遵循的“神祖之道”之中。由此不难看出贺茂真渊宣扬的“神皇之道”，不过是进入文明之前的日本蒙昧时代的景象而已。

观贺茂真渊之论可见，其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加区分的全面否定，其复古神道体系中的所谓“神皇之道”，只不过是对日本上古蒙昧时代的神话所做的一番随意想象，其逻辑是：日本神皇之道是儒佛之说传来之前就已经自然生成的理想世界，而“人为虚伪之儒佛”的传入，淹没了“日本古道”。为此，贺茂真渊极力宣扬“神皇之道”的神圣性，并以此作为清除儒佛等“汉意”的有效工具，只有清除“汉意”，才能复归“日本古道”。不难看出，贺茂真渊在反复自他（日本和中国）评判的文脉中，试图将原本已然融于神道之中的“汉意”人为切除，并做出了“贵日本古道而贱外来儒佛”的硬性文化选择。这种文化对立的评判，已经隐含着厚此薄彼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意愿。

可以说，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是复古神道的奠基者，他们完成了复古神道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立意和“文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