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派始祖狩野正信（1434—1530）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本学中国宋元时期的“汉画”派，后融入日本固有的大和绘技法，画面清新明快，颇适应日本人的感官，是日本绘画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也是迈入近世绘画阶段的第一步。狩野派于整个江户时代作为御用画师始终保持着稳固的地位，培养了众多绘画后学，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也正是因为狩野派在朝并长期统治绘画界的宗家地位，消磨了自身的进取心，作品趋于形式化，并严格规范其后继者，艺术创新能力几近枯竭。许多出自狩野派门下的画师反而批判狩野派的保守，从而兴起新画风的运动，狩野派成为创新者的反面教师。另外，承袭大和绘传统的土佐派被允许复归宫廷，其分支住吉家也成为幕府的御用画师，由此他们也日趋保守，同样缺乏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绘画艺术的传入对江户时代日本绘画界的影响甚大。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绘画界经历了从被动机械地模仿中国明清绘画风格，到边学习边创造，将中国画风融入日本绘画的过程。随着中国《芥子园画传》等绘画技法书籍的传入和沈南苹、伊孚九等中国画家的渡日亲授技法，日本绘画界吸收消化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诸多形式，成为创新的契机。据文人画家柳泽淇园（1704—1758）称：“堪称有名画作品的画人，皆学于中国。”[36]宝历、天保时期（1751—1789）池大雅和与谢芜村等人的南画[37]、圆山应举融会中西画法和日本传统装饰画于一体的写生画、曾我萧白充分表现个性的奇想画等，使京都画坛面目一新。这些流派虽然画风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主客观并重的时代感。这也是江户时代京都美术界最后的辉煌。

至江户后期，艺术中心从京都全面转向江户，并面向大众加速向全国辐射。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南画流行日本各地，中心逐渐转到关东地区，著名者有谷文晁及其弟子渡边华山等，他们尝试中国明清画风，形成关东南画。此外，随着兰学研究的兴盛，出现了对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等技术和铜板画、油画的追随者，造就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兰学家司马江汉的洋风画，关东南画派也纷纷引入洋风技法。由此，江户取代京都地区进一步巩固了日本绘画艺术中心的地位。

江户绘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历了注重现实的世俗化过程。前述在朝画派不思进取的守成状态为町人绘画的发达创造了发展空间，丰富真实的日常生活激发了町人画家的创作热情，他们引领着艺术走向民众，成为创作的主体。其中，在民间发展的琳派画风洋溢着一股清新之气，繁荣于整个江户时代。琳派创始于江户初期的俵屋宗达（？—1640），大成于江户中期的尾形光琳（1658—1716）。琳派作品多为扇面画、屏风画等装饰画，在画风上也独开局面，其轻柔的水墨格调，开启了独特的日本式水墨画世界。尤其到尾形光琳时代，除绘画之外还兼做和服、漆器等的图案设计，光琳设计的洗练的图案被称为“光琳纹样”“光琳创意”。由于琳派活动于民间切近生活，因而其艺术充满生命力，颇受町人阶层甚至公卿大名的喜爱。

江户时代世俗画中，最惹人眼球的要算是浮世绘的风行了。然而，“我们每每听到说浮世绘的美是西洋人发现的，并且介绍给了世界；并且也听说在西洋人表示惊奇，在西洋引起轰动之前，我们日本人对自己所特有的艺术的价值并不知晓”[38]。事情的经过是：“19世纪初，一位荷兰商人突然发现在从日本运来的一批瓷器上剥下来的包装纸上，分别印有神态生动传神的美女头像和色彩丰富、造型别致、洋溢着浓郁的东方风情的图案。之后，商人对这类版画的收藏很快便丰富起来。当他第一次公开展示这些‘包装纸’时，所有前来观看的人都不禁为这些以线条勾勒、色彩平涂为特征的佳作啧啧称赞。这些作品便是后来令欧洲画坛产生巨大震动的浮世绘。”[39]

浮世绘是江户时代盛行的反映世俗生活的版画，它为满足庶民生活趣味而产生于民间，是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民族艺术。

“浮世”一词暗含着佛教厌世思想，形容人世间的虚无飘渺，即指俗世或尘世。而在江户时代，作为对厌世思想的反叛，“浮世”逐渐转意为享受生活，沉醉于歌舞声色**的万种风情。浮世绘多是描摹上述市井风情、“虚浮世象”的图画。

“肉笔风俗画”（画家亲手绘制的风俗画）是浮世绘的渊源，从形式上说，1608年本阿弥光悦等人的木版画插图本《伊势物语》的问世是浮世绘直接的渊源。随着江户町人精神消费的规模化，反映“浮世”生活故事的插图读本身价倍增，成就了浮世绘的开山鼻祖菱川师宣。

菱川师宣（1618—1694）曾求学于狩野派、土佐派等诸多绘画流派，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曾是插图画家，由于在描写吉原风俗故事中的木版插图极具魅力，以至于喧宾夺主，之后索性略去了讲述故事的文字而专门出版“绘本”，最后发展成专供欣赏绘画的“一枚绘”（脱离读本和绘本的单幅美人画等）。最初的“一枚绘”《吉原之体》成为浮世绘版画的起源[40]，菱川师宣也成为公认的浮世绘版画的鼻祖。

菱川师宣时代的浮世绘作品大多还是单色墨印，后来经过“丹绘”[41]、“红绘”[42]、“漆绘”[43]，至铃木春信（1725—1770）于1765年首创“锦绘”[44]，浮世绘于色彩上趋于完善。锦绘技术丰富了春信美人画的表现力，作品中的美人楚楚动人，或稳重柔弱或风情万种，既有中国明代美人画的清纯少女的风格，又具平安时代大和绘的梦幻。春信诗话梦幻般的美人画不仅迷醉了江户庶民，也招来浮世绘画师们争相模仿。此后，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东州斋写乐等浮世绘画家辈出，迎来了浮世绘的黄金时代。这时期流行的浮世绘主要题材多为美人图、歌舞伎演员、相扑力士等等。另外，春画也是浮世绘中的一大类别，可以说所有浮世绘画家都画过春画。总之，浮世绘反映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自然生活态度，可以说是迎合了当时町人庶民阶层的游乐趣味。其实，这也是因为市民阶层与公家、武家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审美意识。

文化文政（1804—1830）以后，随着浮世绘的迅速商品化，为更广泛适应庶民阶层的趣味而出现媚俗倾向，题材大多局限在青楼风月和戏剧，而且极尽奢华，浮世绘更加向享乐化倾斜，逐渐走向颓废。但另一方面，在大规模需求的刺激下，版画的印刷技术却也取得了飞跃的进步，“多彩套色技术大概达到世界最高水准”[45]。

给予浮世绘新生命力的是葛饰北斋（1760—1849）和安藤广重（1797—1858，又名歌川广重）的风景浮世绘。北斋大胆吸收了西方风景画技法的同时，又继承了日本情趣，其代表作风景组画《富岳三十六景》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记录下了瞬间即逝的大自然千姿百态的丰富表情。广重的风景画则平易和谐地描摹着风花雪月和四季朝夕变化的情趣，其代表作品风景组画《东海道五十三次》[46]，与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并列为风景浮世绘的不朽名作。北斋、广重等人的作品跨越了艺术性和世俗性之间的矛盾，将浮世绘真正地变成了普罗艺术。

到幕末出现了反映混乱世情的讽刺画、描写横滨异国风情的“横滨绘”，但总体看这个时期画师的画技不高，浮世绘在走向衰落。其间虽然在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示的浮世绘版画引起了西欧印象派画家们的关心，但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浮世绘的色彩红得俗气，在技术上也受到了石板印刷和写真印刷的挑战，因而举步维艰。最后一位天才的浮世绘画师是月岗芳年（1839—1892），他目睹幕末维新时期战争等社会混乱，创作了大量被称为“血绘”[47]的充满血腥残酷的画面。到19世纪80年代，芳年的创作达到了高峰期，《月之百景》引起轰动，而记录传统风情的《风俗三十二相》反映出芳年对昔日优雅安详生活的怀念之情。这已经是浮世绘史上的夕阳，终究没能挽回浮世绘衰落的颓势。然而，作为日本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浮世绘仍然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浮世绘并不是日本绘画史上的一个前后无缘的插曲。首先，人们注意到中国版画对浮世绘的影响，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浮世绘的题材“确实反映的是日本式的风俗，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中国明清版画作品和技法的传入，浮世绘就不可能发生和发展”[48]。其次，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西洋画也对浮世绘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安藤广重就运用了西洋画中的透视法。也正因为浮世绘对外来绘画技法的广采博收，才成就了自身的辉煌。另一方面，浮世绘传入西方后，也对西洋近代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少欧洲印象派绘画大师们对浮世绘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莫奈、梵高、马奈都从浮世绘中吸取了诸多营养，莫奈和梵高曾临摹广重的作品，而且梵高还收藏有大量的浮世绘作品。梵高笔下湛蓝的天空、金色的向日葵等色彩艳丽的作品，就是从浮世绘中获得灵感的，而其油画《梅树开花》则能明显看出广重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出最典型、知名度最高的日本绘画，那么就必然首推浮世绘了。浮世绘对西方的影响，是从来取惠于他国的日本艺术第一次推动了世界艺术的进程。如果没有浮世绘，日本美术将大为减色。”[49]

我们可以通过永井荷风的感触来理解浮世绘的内涵：“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双亲卖身游女之绘姿令我泣，凭依竹窗茫然眺望上游流水之艺妓身姿令我喜，卖宵夜荞面之纸灯留驻孤寂河边之夜景令我醉。雨夜啼月之杜鹃、阵阵秋雨之落叶、落花飘风之钟声、途中山路之暮雪。凡此无常、无依，无欲，不禁嗟叹此世间仅乃一梦，让我亲近，让我思恋。”[50]

浮世绘似乎很难加入象牙之塔的纯艺术行列，但是这并不能降低它的价值。浮世绘具有使高雅艺术自愧不如的意义，它涉及题材广泛，无数特写组成了各种栩栩如生的民众生活的长卷，贮存了供后人享受江户时代庶民日常生活的韵味，同时写实地反映了日本人对品味自然景致的细腻心性。艺术走向民众是江户时代的一大亮点，也是日本近代绘画发展的出发点。也正因如此，浮世绘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中的鲜亮符号。

如果说浮世绘是张扬物质享乐的顶端，那么，茶道则体现着精神清寂的极致。

据《茶经详说》记载，“本朝圣武皇帝，天平元年（729），召百人僧讲般若，第二日有行茶之仪”。[51]一般认为是最澄和空海于九世纪初先后将茶种带回日本，并由最澄在天台宗的比叡山日吉神社旁种植茶叶，开辟了日本最初的茶园“日吉茶园”。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饮茶的诗文，不过这个时期茶还仅仅限于贵族和僧侣之间，而且有关茶的知识也是直接取自陆羽的《茶经》。后来随着平安时代国风文化的兴起，“茶处在被遗忘的状态”[52]。直到1185年著名禅僧荣西再次从宋朝带回茶种和制茶、饮茶的方法，并于1211年完成了日本第一部有关茶的著作《吃茶养生记》。

以上是茶叶初传日本的大略，那么茶道又是如何传入日本的呢？据学者考证，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著名茶乡、陆羽撰写《茶经》的杭州径山。公元742年径山寺僧人法钦开始种茶供佛，后来径山茶声名鹊起，由宋孝宗御笔亲提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也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1235年日本的圣一国师圆尔来径山寺拜无准法师为师，不仅修禅大进，而且兼习种茶、制茶之法。圆尔将径山茶籽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播径山寺“抹茶”制法和“径山茶宴”仪式。[53] 1259年，日本大应国师南浦绍明赴径山求法，又带回径山寺茶具，并传播径山寺的“点茶”和“茶宴”仪式，促使日本“茶事”趋于规范。[54]由两位国师传入日本的“径山茶宴”经长期演进成为日本式的茶道。

由上述可见，茶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是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密不可分的。其实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日本茶道至今推崇的《茶经》作者陆羽自幼遭遗弃，由智积禅师收留并抚养成人，而智积禅师酷喜茶事，陆羽痴迷于茶，实出于恩师之熏陶。茶的特性与修禅生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饮茶可使人心清气爽，又不会陶醉，因而昔日禅师多以茶为趣，而茶人也常潜心修禅，因而有“禅茶一味”之说，即：以茶行禅，以禅奉茶，两相融合，不离不弃。

之后，几经传承，京都大德寺住持一休宗纯（1394—1481）禅师及其弟子村田珠光（1422—1503）将饮茶的仪式发扬光大，在融合茶禅的基础上，又将日本人的审美情致融会其中，茶道遂成为一种专门技艺。室町幕府（1333—1568）后期，茶事活动已不仅限于上层贵族和武士之间，在百姓中间也出现了“云脚茶会”，尤其是奈良地区的“淋汗茶会”名声不小，而村田珠光是其代表人物。珠光的“草庐茶室”成为后来茶道建筑的典范，而珠光师从一休后颇得禅之三昧，并以禅改造茶事活动。珠光打破了茶道普及与发展的瓶颈，具体说就是促进了茶道的民间化，将民间的“草庵茶”和贵族的“书院茶”相结合，并使茶道与禅境进一步融合。珠光完成了茶道史上至为重要的的一步，被尊为“日本茶道之祖”。又有武野绍鸥（1502—1555）曾随当时著名学者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并随村田珠光的门人习茶道，将“和歌道”中素、净、雅的神韵引入茶道，加速了茶道日本化的过程。以上经一休、珠光、绍鸥一脉相承，到绍鸥的弟子千利休（1521—1591）而集大成，奠定了今日的日本茶道形式，并使茶道变成一门简朴而又充满玄机的艺术。

千利休于1575年成为掌管织田信长茶事活动的“茶头”，1581年参加了丰臣秀吉在姬路城举行的茶会，1584年又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千利休成为当时茶道界执牛耳者，并将茶道发展成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利休茶道精神凝结为简素、恬静、清寂的“侘茶”，可具体表述为“和敬清寂”，至今仍被奉为“茶道四谛”。

和。即和悦、调和，它最充分地表现了茶道精神。早在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就提倡“以和为贵”，显然当时是出于政治和建设社会道德的需要，但毕竟不能否认“和为贵”的普遍意义。茶道精神似乎提供了通向“和为贵”的幽境，在简朴柔静的茶室气氛中，饮茶者相互交融之和，茶的清爽味道之和，古松之下茶室光线之和，点茶时情景音色之和等等。这一切将饮者诱入冥想的境界，无声地显示出气氛营造者的人格与心境。这种精神对修炼人生，人与人和谐相处大有助益，今天已成为普通日本人的处世准则。

敬。佛教意义上的敬是出于一种自身无价值的反省，即认为自身的肉体和精神都是有限的，由此生出否定自我、崇敬自然的心境，进而又会使自身萌生谦恭之心而敬重他人的意识。点茶时上述敬的意味会油然而发，这时的敬是重返自然的真诚与纯净，以致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这与世俗社会中下对上的毕恭毕敬是大相异趣的。在当今的日本人之间，深躬大礼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其中深含的神奇意趣也只有拥有共同心性的日本人才能体尝到吧。

清。即清净。茶道用水是在被称为“露地”的茶庭内自由自在地汲取自然溪水，茶室内也是一尘不染。清净的目的在于驱除五官所感触到的污秽，使身心返归自然。目赏挂轴、鼻嗅清香、耳闻茶音、口品茗茶、正襟危坐，此五根清净之际乃意清之时。日本茶典曰：“茶道之真谛在于清除世间之污垢，显露佛心，实现佛境。”[55]这里的“清”正与禅宗主张的“佛在心中”同趣。

寂。最能显示“禅茶一味”理念的要算是寂了。寂，在佛典中常指超脱生死的涅槃，但茶道中的寂是指清贫、单纯、孤寂、闲静。此为茶道之极至之趣。禅语中有“破烂袖里感清风”之说，意思是说表面并无炫目之处，但其内中却蕴寓着无价之宝。茶道即是在清贫中深寓着心情的和悦。茶室中一旦出现尘世的奢华，则一切意境会立时破灭。茶室中自然摆放的插花、字画等就象不曾存在，要使人偶然发现而领略其美。毫无虚饰，可谓是茶道的一大要义。千利休之孙宗旦说过：寂乃茶道之真髓，禅匠生活之真谛。

由于“禅茶一味”的关系，昔日茶人无不潜心修禅，两相融汇更能深悟禅味和茶道精神，最终达到自身修养的升华。连战国枭雄丰臣秀吉也给千利休写下了“汲水心中无底处，始成茶道真用途”[56]的和歌，显示了某种真诚。当然，茶道不仅仅是与禅难解难分，更有研究茶道艺术与《易经》之关系的著作出版[57]。茶道的精髓似乎已经成为日本人心性修养的导引。

千利休的孙辈“三家分千”，形成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系统，一直传承至今，其中里千家最富盛名。在今天高度发达、快节奏生活的日本，茶道作为日本民族的国粹倍受青睐。家庭、朋友、同事之间经常以茶道为良剂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疲劳和空虚。更多的人深悟到追求感官的强刺激只是一时的解脱，而茶的精神则可使人弱化物欲，回归自然，这才是人的永恒价值。“茶禅一味”的“静默心态”已渗入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交融在日本人的血脉之中，无形地调适着日本人的心性修养。毫无疑问，它应属于日本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完善于近世初期的茶道作为一种抵御“现代病”的疫苗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茶道反映了日本人重自然、尚礼仪、讲人情的审美意识和处世原则。尽管近现代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但在茶道的世界中，静谧和安宁仍然是不变的主题。为缓解现代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茶道这一传统“艺道”成为特效良药，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