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而言，为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在，就不可不追溯其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那么，近代日本文化继承了哪些江户文化的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个视角是从明治维新以来人们对江户时代评价的变化过程中得到灵感的。

“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2]江户文化正是日本文化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周作人在研究明治文化的时候不自觉地走入了江户时代：“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我仿佛颇有情分，因此略想知道他的人情物色，延长一点便进到江户与德川幕府时代。”[3]看来，要完整地理解、把握日本近代文化，就不得不事先对江户文化做一番探索。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就会发现江户时代充满了近代文化的萌芽：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市民阶层有了自己的文化；在思想领域，知识层中出现了诸多批评幕府的的声音，甚至提出社会平等的思想等等，可列出一份很长的清单。宏观而言，色彩斑斓的江户文化，显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成熟、中国文化不间断地传入、西洋文化的溪流浸润、文化民族主义的抬头等四条线索，这可以说是支撑近世以来日本文化的四条根脉。而这些根脉是我们把握近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线索，只不过是在表象上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已，近世文化实为日本近代文化的源头。一位美国学者提醒说：“联系在文化史中至为重要，因为文化是一张有许多线织成的网；没有哪条线是自己织成的，也没有哪条线是在一个确切的日期，比如像战争爆发或政权交替这类事件发生的日期，被一下子切断的。”[4]显而易见，江户文化是连接日本近代文化的一节至关重要的链条。

然而，长期以来对江户时代的历史定位始终是一大公案，学界达到上述认识竟然经历了近百年。其间，日本学者对江户时代的评价曾是很低调而负面的，而且这种评价也传播到整个日本社会。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在全力加固重新确立起来的天皇的权威，这就势必要否定压制皇室265年的江户幕府，以至于整个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之初发布的《五条誓文》的第四条为“破旧来之陋习”，这“陋习”当然是指江户时代的事物。在明治文明开化时期，江户时代的事物受到整个社会的嘲笑，甚至在江户时代出生的人也被蔑称为“天保钱”[5]，由此彻底否定了江户时代。即使是在二战期间反西化的狂潮中，江户时代依旧没能翻身。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进入了起飞之前的“离陆”阶段，随着日本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自美国学者的研究改变了“江户落后论”的单向思维，对江户时代的评价出现了转机。195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Bellah）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一书出版。贝拉试图从对江户时代的宗教伦理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寻找明治以后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产业化成功的原因，即“试图揭示出日本的前现代文化渊源是如何有助于解释这一成功的”。他甚至提出：“我发现，现代日本的活力在德川时期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已初露端倪。”[6]

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以现代日本为题，在箱根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箱根会议后，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日本学界称之为近代化论），代表人物即是驻日本大使赖肖尔。赖肖尔提出“现代”只能从“传统”中来，并认为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只有日本传统社会适合于发展现代化。对这种判断笔者不敢苟同，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即讨论现代化问题时，是不能游离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欧美学者为主体的国际“日本学热”，这些研究或聚焦于日本传统文化、或着眼于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融合，其实这与现代化论是紧密相关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江户文化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对一般外国人也越发具有吸引力。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人的文化寻根意识进一步升温，许多以前遭唾弃的近世因素，被换上了新的标签，甚至曾被长期否定的“江户锁国”被说成是“战后日本奇迹的原点”。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倍增计划的实现，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作为日本现代化成功动力的“日本方式”的底色正是江户文化，于是乎“江户热”急剧升温，至今没有退烧迹象。此前学界对江户时代评价的传统定说，纷纷受到质疑，并被一一改写，以至于赫然打出了“江户学”的招牌，成为对传统江户时代研究的颠覆工程。曾几何时，江户文化幻化为现代日本文化的根脉。

在这种研究路径中，一些研究者们时常会有意无意中扩大近世文化的正面作用，造成矫枉过正的尴尬。笔者将超越上述单向褒贬的思路，秉承客观公正态度，在承认日本近世为封建时代末期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即从文化史研究的观察出发，近世日本还是“近代文化前史”。这种双向思路，不仅仅是概念的游戏，它可以避免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单向思维，会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因为“近代文化前史”的视角，会以近代的标准去分析认识江户文化的实质，从而更容易发现带有近代色彩的文化。笔者以为，江户文化的整体，当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文化，但它已经开始显露出近代文化的因素，是日本近代文化的酝酿和准备阶段。

上述对江户时代评价的变化，国内学界并非一无所知，而且多有关于江户史不同侧面的著述出版，然而似乎还没有把江户时代与近代日本连接起来。有鉴于此，有必要以笔者提出的“四条根脉”为线索，对江户文化史做一次大景观的扫描，供同行和有志于理清日本文化的读者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