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题所涉历史时期的界定。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一般把从明治政府建立的1868年（或者美国舰队来日本叩关的1853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1945年称为近代史。但是，为更完整认知近代日本，本书收入了有关江户时代（1603—1868）[11]的论题。其实，从世界史的分期而言，江户时代已经可以被视为近代史了。不过，由于江户时代又被习称为“近世史”[12]，因而需要稍作解释。按照传统世界通史的时代划分方法，大致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十分发达的日本史学界，却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加入了一段近世史。显然，近世阶段既非中世也非近代。有日本学者认为“假如将日本的近世概念直译成英文的话，就是modern age，与近代没有区别”，但事实上“是在近代前夕的意义上使用近世概念的”。[13]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暧昧，其实这也正说明学者们对近世史评价的纠结，但毋庸置疑的是，近世日本确实与一般认为黑暗的西洋中世纪大相径庭。从文化史角度看，更难把近世与近代一刀两断，明治政府可以用一纸法令废除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遗制，但无法一夜之间销毁江户时代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继承弘扬这些传统。

无论从传统文化看，还是从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考察，江户时代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为全面了解日本近代文化，不可不知其传统，在今天人们谈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时候，自然不能缺少日本文化“烂熟期”的江户时期的文化。很难想像一部日本文化史可以不谈歌舞伎、浮世绘等传统艺术，也很难想象可以无视儒家思想和神道的影响。因为这些已经被看作日本文化象征的符号群，而这个“文化群”大多是江户时代的产物，或者是在江户时代发生变异或定型的。日本文化自形成之初就始终靠吸吮大陆文化的乳汁不断成长，而到江户时代又打开了摄取西洋文化的窗口，为明治时代敞开大门全方位引进西洋文化作了充分的准备。缺少了江户文化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链条，明治文化就会显得很唐突。事实上，江户文化的影响至今犹存，并暗示着日本文化的发展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了解江户文化，就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明治以后的文化。

接下来，对本书的写作思路稍作交代。近代以前的日本文化一直被定位为中国文化周边的“子文化”，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克隆。因而近代日本的发展，令人迷惑不解，以至于人们惊叹历史的阴错阳差有些离谱。然而，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日本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历史的事实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以至于西方人认为近代日本是非西方国家的“楷模”。这种世界历史中不多见的文化跳跃现象，不仅使西方人惊异不已，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思考。自近代以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日本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广泛研究的对象，国际“日本学”研究分外夺目。研究者的目的不尽相同，观点更是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令人眼花缭乱。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诸多日本文化之谜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开。甚至学者们又为本来就令人费解的日本文化披上了新的层层面纱，以至于其愈发迷离。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人在演绎日本文化的时候，褒扬之声不绝于耳，而在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的冰冻期，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只有阳光和诗意，还会有诸多阴霾和磨难。日本近世，尤其是近代文化史也不能例外，它既有令人羡慕的融汇外来文化的神奇能力，又有将传统文化扭曲为蔑视人类生存权的杀戮行为。因而，上述正相对立的日本文化观皆有历史根据，实属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根据主观好恶片面取舍而生成日本文化观，将难以客观全面地解读日本文化。笔者赞同《菊与刀》作者的态度，首先将日本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当作文化样板或者批判的对象。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的恩怨情仇跌宕悬殊，使得中国人太想了解真实的日本，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摆正感情与理性的位置。

文化边际之广阔令研究者望而生畏，然而要描述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整体文化史，又必须脚踏实地尽量对诸多散碎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综合的审视，因为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现象会诱发不同的观感，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心平气和地讲述有血有肉的历史文化“故事”，其次才有资格对日本文化史进行宏观的审视，并判断其得失利弊、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此，本书试图通过尽量广阔的视野和笔者以为不同时期相对重要的论题，对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做一次多领域的探查。其间既有笔者对诸多相对微观具体现象的分析，也有与宏观关联的深层思考，因为“过去不确定又不连续的事实只有交织成为故事时才能被理解”[14]。这就对本书提出了兼顾“文化叙事”和“文化主题”的要求，这样或许会有助于解开潜藏在诸多细碎文化表象深处的“文化密码”。如果能探查到这些密码，那么无论日本文化怎样魔幻般的复杂，我们都不会眼花缭乱。总之，本书的既定目标是：既能使读者了解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发展脉络，又不能流于泛泛；既要体现作者的个性观点，又要观照相关领域研究的通说，而不至于因过于主观而至偏颇。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史实为依据，使用通俗易懂的学术话语，力求对诸多重大文化现象进行客观公允的解读，进而提出作者的判断和见解。对日本近世、近代文化的单线式褒扬或贬斥都会将读者引入歧途，本书的态度是：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对诸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定位。我们不仅要提取日本文化中的精华，还要甄别出其中的毒素，追究其给世人带来的惨痛教训，并试图以此来反省迄今为止将近代以来的日本视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样板的固化思维模式。

面对国际日本学研究中目不暇接的日本文化论，本书力求以中国学人的理性，穿越日本文化的迷雾，寻找日本文化演化的各种路径，或可建立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史的认知体系。至于议论是否客观公正，敬请读者评判。[15]

【注释】

[1] 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叶谓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总序。

[3] 刘家和：《略说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4] 参阅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5]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弁言。

[7]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9页。

[8] 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9]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7页。

[10] 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著、白华山译：《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学生时代：通往文化史之路》，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11] 另如“南蛮文化”等少数论题，还会追溯到16世纪中期。

[12] 近世一般是指江户时代，亦指从江户幕府原型形成的织丰政权（1573—1603）时期至明治维新为止约三个世纪。参阅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日本史词典》角川第二版，角川书店1989年。

[13] 尾藤正英：《何谓江户时代》，岩波书店1997年，第6页。

[14] 克伦·哈图恩著、吴子苾译：《文化史与叙事性的挑战》，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15] 绪论是在拙著《日本近现代文化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绪论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