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发、易服、改历这样的生活方式变革中，中国落后日本四十年，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逆转也正发生在这四十年期间。日本实施改革，刚刚从殖民地泥沼中摆脱出来，“学欧美人之事先行一步便产生鄙视支那之骄傲情绪”[31]，视昔日仰慕并师之仿之的中国为“恶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挑战，依然固守传统，以至落后于世界潮流，国势渐衰，最终沦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日关系的逆转，不独军事力量上的强弱变换，在生活方式方面亦有明显的表现。

“更衣冠，易正朔”与生活方式的“脱华”

在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制度、文化层面之外，也渗透到民众生活领域。在中日文化交流最为繁荣的唐代，因为日本人“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故被唐人评价为“有君子之风”。到宋代，有位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向真宗皇帝献诗曰：

君问吾风俗，吾风俗最淳。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玉瓮蒭新酒，金刀剖细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32]

这首诗表达了日本风俗摹化中国的情景，“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是说在衣冠之制、礼仪文明方面以汉唐制度为样板，而“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则隐喻日本使用中国的历法，每年桃李盛开是与宋朝相同的时节。这首诗当时虽未入《宋史·日本传》，但是流传很广，明代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中也有日本人作《答风俗问》一诗，内容大体相同。[33]

在鸦片战争中，日本人过去非常崇拜的中华帝国被“夷狄小国”打败，强烈的冲击迫使有识之士开始总结大清国失败的教训。1853年，面对美国军舰武力叩关，日本人从中国的前车之鉴中认识到要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必须学习西洋之法，进行改革。恰如后来赴日考察的学者黄庆澄所言：“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沸腾”，“以一国论，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幡然自悔，尽涤宿见，仿形新法”。除了在军事上、经济上学习西方，“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顾”[34]，开始否定并全面放弃往昔积极模仿的中国风俗与制度。

从服装上说，当日本人学习西方，意欲“脱亚入欧”的时候，曾经促进日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衣冠唐制度”突然变成了制约日本发展的负遗产。刚刚感受到西式服装灵活便捷的日本人，开始抨击“衣冠唐制度”。1871年9月，明治天皇在《更改服制敕谕》中，将西方国家压力下的无力感归因于模仿唐风的衣冠之制，怀念“以武治世”的“神武创业神功征韩”时代，抱怨由于“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导致日本“软弱”。表面上这是批判“唐风衣冠之制”，实质上是借此说明中华文化已经落后，欲通过“断然更改服制”恢复“祖宗尚武之国体”，明治政府抛弃中华文化，向西方社会靠拢之目的昭然若揭。1876年，驻华公使森有礼与李鸿章在谈论服装变革时态度傲慢，称“当今贵国衣服，论精良与便利，尚不及欧服一半”，直接表达了中国服装的不屑。对于李鸿章所言“我国绝不能如贵国一般行如此变革”，竟然答曰“凡将来之事，谁能得以预料其之必好。贵国四百年前之先人，亦不能料当朝鼎立之时变革服制之事”，暗讽汉族人着满族服饰，向异族称臣。1880年，熟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冈千仞在回答清政府驻日使馆官员“贵邦改从西服，何不服吾服”的质疑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千年以前取隋唐服，今日中兴再用隋唐服，已属陈腐，故取欧土服”[35]。服装开始西化不到十年的日本人便对中国的衣冠制度持轻蔑与排斥态度了。

从历法上说，历史上中国人极其赞赏日本通过“正朔本乎夏时”向中国王朝表示臣服与尊崇。到1685年开始使用涩川春海编制的《贞享历》为止，日本人一直使用中国的历法，尤其是《宣明历》在日本使用823年而不改。长期使用过时的中国历法造成日本人热衷中国历法的印象，而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人既不想继续奉中国朝廷为“正朔”，又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制作新历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已。唐朝末年，日本人主动拒绝与中国王朝的来往，随着民族文化—国风文化的成长，加上元代两次对日本用兵失败，日本谋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进一步滋长，脱离汉文化圈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为了获得来自明王朝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利益，表面上以“日本国王”身份向大明皇帝称臣，实际上却对明皇帝颁赐的《大统历》置之不理。1644年，满族人取代明王朝建立清政权，日本人称之为“华夷变态”，鄙视这个“鞑靼之国”。在思想界，一些国学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采取排斥中国文化的态度。1782年，强调复古和国粹主义的国学者本居宣长撰写《真历考》，彻底否定中国历法对日本的影响，称在中国历法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就使用基于天地自然变化的“真历”。所谓“真历”，是由皇祖神所创造，授予万国的天地自然之历。本居宣长认为中国历法是人为捏造之物，而“真历”是经八百万千万年、全无缺陷、不必改正的最高贵、最优秀的历法。[36]也有人在接受兰学影响后批评来自中国的阴历，如经济思想家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中说：“欲究天地之理，穷数理推步之学，阅读西域之书可近得其理。修支那大清以来天文书，推究立法术路之起源，自不得明。大明以前之书，多臆说杜撰不足取，唯西域之书，周览彼大世界，究善美，难以一见。”本多利明进一步批判日本的现状，“日本国务本末黑暗，对天文历法一向不以为意，仅以支那山国风俗为是，未闻日本有将天文、地理、渡海之道此三类作为一理研究之人”[37]。可以说，从日本人使用自己编制的《贞享历》开始，尽管它没有摆脱农历的窠臼，但彻底结束了“奉正朔”的历史，完成了从历法上的“脱亚”（脱华）过程，并开始反感“支那山国风俗”。1872年11月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提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而未采用者如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应速改历法”。这里的“各国”指的是欧美各国，对在历法上惠及日本一千多年的中国完全忽略不计，对中华历法影响的决绝与历法“入欧”的孤注一掷可见一斑。

辱华词汇“豚尾”的诞生与扩散

众所周知，当年清朝政府强迫男人蓄辫发，脑后长长的辫子被西洋人讥讽为“Pigtail”（意为“猪尾巴”）。而把“Pigtail”发展为汉字化表达的“豚尾”，正是由曾经头顶丁髷，被西方人讥讽为“豚尾”的日本人完成的。本来，“豚尾汉之称，非支那人专有”[38]，而当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推动以断发为先导的文明开化，迅速剪掉“丁髷”，自认为已经进入文明之域后，便开始诋毁中国人的形象，其主攻对象就是清人脑后的辫子。日本人利用中日之间相近的文化及文字的便利，用“豚尾”侮辱中国人，在给中国人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对中国人的精神伤害也远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之上（相关内容请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在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