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开放的信息时代，早已不存在由国家号令梳什么头，穿什么衣的问题了。但是倒退一个半世纪之前，任何一项变革对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颠覆性意义。考察中日两国共同经历却进程完全不同的变革，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生活方式本身。

第一，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是改变观念。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转型，其中生活方式的转型往往最先发生。生活方式的转型包括从依附**方式向自主**方式转变，从封闭型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从僵固型生活方式向不断变革型生活方式转变。[39]本节所谈的传统发型、服装与农历，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僵固型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先后遇到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是开放、改革，还是继续固守旧制？两国的不同选择，带来不同的结局。日本对西洋文明是接纳而不是抵制，积极进行生活方式的改造，虽有波折且并付出代价，但结局是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列强世界。而晚清中国人面对外来压力，依然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不愿放弃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人们或许可以说，发型、服制、历法的改变仅仅是移风易俗的一部分，其作用与影响无法与制度的变革相比，当年梁启超就认为“国家所务只有其大者远者，何必鳃鳃焉于正朔服色之间？”[40]但是如果连发型服装之类“小事”都不能改变，谈何实施“大者远者”的变革呢？故可以说，明治初年的断发、易服、改历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与政府的决心，作为文明开化的成果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晚清生活方式变革难在政治包袱太重。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并不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但折射出社会转型的过程。“正朔”与“服色”在中日两国都不是单纯的生活方式问题，它们承载着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与政治举措，只不过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对中国的束缚远超日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41]，从秦汉到明清，新王朝建立，皆将改正朔、易服色视为关系到国运的大事，周边国家若尊奉中国王朝的正朔，即被认为在政治上表示臣服，在空间上可以将其纳入统治体系，并允许其在朝贡名义下进行交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绝无敢于提出“易服”“改历”者。至于清人脑后的辫子，是是否认同满族统治的重要标志，经过最初“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生死抉择，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到19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日本人剪掉丁髷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人敢对脑后的发辫提出丝毫质疑。大凡旧制度发展得越完备、社会结构越稳固的国家，社会就越缺乏新陈代谢的内在动力，其改变也就越艰难。长期生活在一种思想环境下的人们容易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衣冠事关国体，正朔象征王朝统治，其沉重的政治性与征服性意义远非生活方式所能承载。同时，朝廷腐朽，大臣守旧，知识分子软弱，使改革难上加难。中华民族在创造了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天朝大国情结与文化中心主义，故步自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远远比日本艰难的内在原因，生活方式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第三，生活方式也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断发、易服、改历，从时间上看中国迟于日本40年，而从空间上来看毋宁说落后了一个时代。生活方式变革的迟缓，意味着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滞后。正是这蹉跎的40年，中日之间发生师生关系的彻底逆转。文明开化使日本“脱亚入欧”后，对中国人从仰慕变成蔑视，并利用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肆意辱华，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天朝大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蕞尔小国。虽然中国的炮舰不输日本，而脑后的辫子与拖沓的北洋水师官兵服装昭示着这是一支封建王朝的扈从军与一支近代国家军队在作战，中国从此日益滑向屈辱的深渊，惨痛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从1894到2014，120年甲午大还历，历史不会重演，但值得国人反思的事情却很多。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部分原载《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原题《中日财产继承制度比较浅论》；

第三部分原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部分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第五部分原载李卓、胡澎主编《东亚社会发展与女性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六部分原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

注释

[1]《侍従へ服制更正ノ勅諭》（明治4年9月4日），中村定吉編集，出版《明治詔勅辑》，1893年，第12-13頁。

[2]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明治五年》，内閣官報局，1889年，第237頁。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钟淑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731页。

[4]《洋服禁止令》:“除军舰及大船乘员且武艺修业者外，不可穿异风之筒袖戴异样之冠物”，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下，春陽堂書店，1944年，第1347頁。

[5]大隈重信、園城寺清：《大隈伯昔日谭》，立宪改进党党报局，1895年，第602、603頁。

[6]春畝公追頌会《伊藤博文伝》上，春正社，1940年，第352、361頁。

[7]大隈重信、園城寺清：《大隈伯昔日谭》，第603頁。

[8]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近代“豚尾”形象的日中转换》。

[9]朝鮮問題等に関し森公使清国政府と交渉一件、外務省調査部編：《大日本外交文书》第9卷，日本国際協会，1940年，第177頁。

[10]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下卷，第1359頁。

[11]林则徐：《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页。

[12]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Ⅱ，岳麓书社，2008年，第358页。

[13]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Ⅱ，第349页。

[14]李圭：《环游地球新録》，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Ⅵ，岳麓书社，2008年，第323页。

[15]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岳麓书社，1985年，第95页。

[16]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01页。

[17]刘雨珍编校：《清末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7页。

[18]《易服色》:“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改正朔》:“行夏建寅自古传，阴阳两历说多偏，万千红紫乖风信，三五团圞误月圆。桐叶添时非纪闰，葭灰飞后即编年，岁周三百六旬六，春仲如何四七天。”张斯桂：《使东诗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岳麓书社，1985年，第146、145页。

[19]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219页。

[20]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21]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13.旧历：“羲和有国在空桑，手握灵枢八极张。今世日官翻失御，如何数典祖先忘。”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602页。

[22]黄遵宪：《日本国志》，第206页。

[23]梁启超：《改用太陽历法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4]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91页。

[25]李筱圃：《日本纪游》，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72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資料》总第12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4页。

[27]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言，第2页。

[28]谭嗣同：《仁学》，周振甫编：《谭嗣同文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90页。

[29]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30]沃丘仲子：《慈禧传信録》中卷，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第97页。

[31]芝原拓自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観》，岩波書店，1996年，第509頁。

[32]小島宪之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3·本朝一人一首》，岩波書店，1994年，第305頁。

[33]《答风俗问》作者不详、仅把“蒭”换成“藏”。【明】薛俊：《日本国考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79页。

[34]黄庆澄：《东游日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Ⅲ，第337页。

[35]刘雨珍编校：《清末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第431页。

[36]本居宣長：《真暦考》，江戸須原屋茂兵衛等共同刊行，天明二年（1782年）跋本，第24頁。早稲田大学図书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 ス，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05/ni05_02232/ni05_02232.pdf。

[37]塚谷晃弘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書店，1970年，104頁。

[38]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巻，第50頁。至今在日本全国理容生活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的官方网站在介绍近代理容业发展的内容中，还有把“丁髷”发型与猪尾巴相比的漫画。见http://www.riyo.or.jp/zenri_ren/alacarte.html。

[39]王玉波：《中国社会生活转型取向》，《社会学研究》1995年4期。

[40]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1]司马迁：《史记》卷26，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