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发、易服、改历，同样的变革在中国均晚于日本40年左右时间。经过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才在1912年集中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1月2日，孙中山发表正式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中国传统的阴历辛亥年为中华民国元年；3月5日，发布剪发通令，令20日内一律剪辫；10月3日，制定“民国服制”，从此采用西式礼服，彻底终结了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与明治初期的日本一样，首先迈出这一步的也是政府而非个人。为何这一步迟来40年？从晚清走出国门的社会精英们的日本认识中，似可找出些许答案。

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洋人的一切都深感怪异。仅从服装上看，连思想开放的林则徐在甲午战争前夕到澳门巡视时，见到“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的西人着装，也“惜夷服太觉不类”[11]，而这种“夷服”却首先被日本人接受。1871年随使臣乘船赴法国的译员张德彝已经注意到“同船日人皆着洋服”[12]，虽然日本此时还没有发布“更改服制敕谕”，但是民间的服装变革已经悄然开始。不过，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对日本的变化不以为然，且不愿听别人说自己国家的不是。如同船一名叫讷武英的洋人直言不讳地对张德彝说：“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穿鞋底论之，足见其愚蠢不灵矣。”张则反唇相讥，“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13]。1876年，任职宁波海关的李圭乘三菱公司的轮船赴美国参加世博会，途中在日本短暂停留。其笔下记载，日本“宫阙、衙署、武营、兵制半仿西式，职官、兵士、巡铺及一应办公之人，皆泰西装束，闻其国君后、命妇亦然”。李圭一方面有感于日本“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同时又“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14]

与同文馆学生张德彝、民间人士李圭相比，清政府派遣的外交官对日本的认识更具代表性。1877年，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神户时率随员上岸，其长袍马褂与辫子长垂，令“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西人亦欢携妇孺，途为之塞”。何如璋等人自信地认为这是“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所致。[15]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他在持国书见天皇时，“日主西服免冠，拱立典中”，“其礼简略，与泰西同”[16]，亲眼所见日本以天皇为代表的官方着装、礼仪已西化，但何如璋在与日本人谈及明治以来的改革时仍认为，“以亚细亚洲论，惟我国与贵国形势最近，交亦倍亲近，贵国政府改从西法，以求富强，亦是救时之策。惟改服制与历朔，二者似为过计”。在朝廷命官何如璋的眼中，日本模仿西方实施的改革只是“救时之策”，非长久之计，改服制与改历都不应肯定。“惟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17]使馆的其他官员也持同样观点，更有副使张斯桂作诗《易服色》与《改正朔》，以刻薄的语言揶揄日本断发、易服与改历。[18]

相对于日本断发与易服，晚清国人对日本改历的抵触情绪似乎更大。1868年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还记载日本“奉正朔，与中历合”。20年后，游日官员眼中所见“日本亦过西年”，“修竹矮松，千门一碧，稻草悬檐，白纸间之。牛车喧鼓，弦者戴筐，此年景也”[19]，俨然西历已经普及。但此事并没有促进官员们对中国改历的思考。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的人，他于1877—1882年驻日，对西历的使用有亲身体验，并且对西历的历史沿革及天文学理都有相当的了解，称赞西历“可谓精密至极”[20]，但在现实中仍对日本改历持不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数典忘祖”的行为[21]。黄遵宪在日期间与日本友人谈及改历，友人认为改历乃“维新第一美政”，黄则认为“似可不必”，并指出“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之嚣然异论也”，并说“中国特不欲更改，并非无人及此”。[22]改历的“第一美政”与“似可不必”两种看法，恰恰反映出近代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的中国不是无人懂得新历，而是根本不想改，因为国人还拘泥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不能自拔，只能眼看着日本人改革旧制，“夺其所习而易之”，快步进入近代化工业社会。中国近代最开明的思想家梁启超的情况也曾与黄遵宪类似。在梁启超1910年写的“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里，坦承对日本废阴历而用阳历“昔尝姗笑之”，认为“举一国人数千年所安习者，一旦舍弃，而贸然以从人，毋乃太自轻而失为治之体乎？”[23]虽然梁启超在写“改用太阳历法议”时已经完全转变了当初的立场，呼吁改行公历，但这种声音显然已经很晚。从根源上来说，国人对日本“改正朔”的否定态度里还有一层潜意识，即很难接受日本打破了农历通行东亚的局面，进而对日本不再奉中国王朝为“正朔”，即脱离中华文明圈感到深深的失落。这与长期生活在“天朝大国”的国人对本国传统的自负及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不无关系。

有机会接近日本、了解日本的官员与精英们虽然目睹了日本的变化，但他们对日本的改革却大体持排斥态度或抱有偏见，有的批评日本“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24]，有的戴着有色眼镜，斥日本“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25]，怎能指望他们回国后能够向官方或政府提供关于日本改革的积极信息，以推动本国的改革事业呢？更遑论那些未出过国门且闭门塞听的士大夫们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对日本已经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改变服装问题上表露出无法掩饰的迂腐。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时曾就改变服装问题进行争论。李鸿章先是质问“贵国近来所举之事殆皆可赏赞，然独有一事不明，即贵国变易旧来之服制而模仿欧风之事是也”，接着以指教的口吻说：“衣服制度，乃是人们追忆祖先遗意之所在，在子孙者，宜当引为贵重，万世保存”，进而责难“贵国一舍旧来服制以效欧俗，贵国独立精神多少委诸欧人支配，阁下不以为耻乎”，并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绝不能如贵国一般行如此变革”。[26]李鸿章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清政府的态度，自己固守旧制，不思进取，反怪改革在先的日本“不以为耻”，这也就注定了晚清改革的结局。

1894年3月，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于巴黎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作序，赞赏日本“迫于外患，廊然更张”“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继而笔锋一转，“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27]三个月后，甲午战争爆发，近代中日两国第一次正面军事交锋，中国惨败。从梦中惊醒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28]，开始探讨中国的改革之路。1898年，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力陈断发易服的必要。[29]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康有为对清朝现有服饰与辫发之弊的认识可谓十分到位，不幸的是变法失败，由皇帝带头断发易服、开风气之先的期待终成泡影。实际上，在清末的政治条件下，即使如李鸿章那样的倾向洋务的人们也是以“中体西用”为对待西方事物的原则，即可以在“用”的方面引进西洋自然科学技术，却万不可触动制度礼教之“体”，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慈禧太后早已定下了明确的“变法”基调：“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30]像日本那样“更衣冠，易正朔”是“得罪祖宗”的行为，是变法不可触动的底线。因此，不论有识之士如何倾力呼吁，甚至民间已有顺应潮流断发、易服、使用西历的先行者，但直到清政府灭亡，始终没有迈出国家与政府层面的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