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新政权建立后，把向西方国家学习，放弃旧俗，建立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社会体系作为重要任务，当时称生活方式的西化风潮为“文明开化”。衣食住行是生活方式的风向标，在文明开化过程中，变化最直接，效果也最明显。

“文明开化”首先从头发革命开始。幕府时代“丁髷头”既不雅观，打理上也很麻烦。幕末至明治初期，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中已经有许多人率先剪掉头顶的发髷（丁髷），留“散切头”（将头发剪短并披散开）。与丁髷头相比，散切头简便清洁经济，深受年轻人欢迎。当时流行的歌谣“敲敲半发头，发出因循姑息声，敲敲总发头，发出王政复古声，敲敲散切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反映出剪掉丁髷与文明开化的关系。在断发已被不少人接受的条件下，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8月发布《散发脱刀令》，允许民众剪去发髷，并有选择发型的自由。

服装革命紧随其后。在传统社会，日本人普遍穿传统的缠裹式束带和服，已经不适应近代工作、生活的需要。军装的变革在服装革命中首当其冲。明治新政府于1870年12月22日发布太政官布告，模仿法国与英国军服样式制定陆海军军服（陆军军服于1886年改为德国式）。在军装之外，针对代表国家形象的礼服的改革，明治天皇于1871年9月发布《更改服制敕谕》。[1]

朕以为，风俗之移转，随逐时宜，以国体之不抜而制其势，今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成软弱之风，朕不胜感慨。夫神州以武治世固来久矣，天子亲为元帅，庶众仰其风，如神武创业神功征韩，绝非今日之风姿。岂能片刻以软弱示于天下耶。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欲立祖宗尚武之国体，望汝臣民体朕之意。

此后，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对欧美诸国礼服的一系列考察，1872年11月12日，明治政府发布第339号太政官布告：“定敕奏判官及非役有位大礼服并上下一般通常礼服，以从前之衣冠为祭服，直垂、狩衣、上下等全部废除。”[2]此布告不仅确定了礼服的西化方针，标志传统和服结束了作为礼服的使命，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近七百年来在立场、观念、习惯等各方面都形同水火的公卿贵族与藩主大名由穿着相同的礼服彻底告别了“公家”与“武家”的身份区别，成为“天皇的华族”的一员。

改历的实施晚于稍断发、易服。1872年11月9日，根据太政官权大外史兼内务省地志课长的塚本明毅提出的改历建议书，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明治政府发布第337号太政官布告：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刻到来的12月3日作为明治六年（1873年）1月1日。一纸公文下的“粗暴的改历”在24天时间里匆匆完成，从7世纪初年就开始使用的阴历顷刻间成为历史，1872年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只有11个月的一年。

衣冠、发型、历法是人类物质生活中涉及人群最广的社会风俗，是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历史现象，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影响和冲击很难发生变化。生活方式能否适时发生变化，关键在于人们的认识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促进生活方式的改革。尽管近年来对“文明开化”中的全盘西化多有诟病，但对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因其“西化”的标签而不加分析，其中明治初期率先实施的断发、易服、改历三项变革，在“西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

首先，断发、易服、改历是事关国家发展的政治行为。明治初期的日本劲吹欧化风，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也突然出现各种西化的“时髦”，吸卷烟、喝啤酒、吃西餐、坐洋车、住洋房……石井研堂在《明治事物起原》一书中列举了大量衣食住行方面西式生活的“起源”，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西化的新事物大多是民间追逐新潮而自发的流行，而像发型、服饰、历法之类承载着政治与传统内涵的习俗却不属于“流行”的范围，不可轻举妄动。比如丁髷式发型，“盖战国之余习，而取便于胄耳”[3]，原本武士专有，到江户时代发展成为成年男子的基本发型。在衣冠服饰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人非常注重其礼仪规范，德川幕府多次颁布《武家诸法度》，都有衣装样式、质料等规范，1861年（文久元年）幕府甚至发布《洋服禁止令》[4]。至于历法，由于兼具政治统治及科技的意义，历来属于王朝的权力范围。日本在美军炮舰压力下开港后，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急于完成的重要任务。人们的发型与服饰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直接外在表现，幕末和明治初期来到日本的外国人鄙视持“豚尾”式发型的日本人，盛气凌人，滋扰闹事；赴欧美考察的岩仓使节团到美国后因其奇特的着装而成为人们看热闹的对象；农历在西方国家民众看来是野蛮人的象征，“当时外交渐盛，与诸国往复交涉颇为频繁，其公务与休假之日彼我不一，则诸般谈判往往涩滞”[5]。面对本国与欧美列强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反差，明治政府的成员感到深深的危机，在认识到“欧美各国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的现实后，选择了“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6]，为“洗除弊患”，不至“使国家民人沉沦于不利不幸之境遇”[7]，制定了向西方看齐，实施文明开化的方针。“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首先要从改变形象开始。在1871年7月新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实现政局稳定后，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对旧风俗的改革，首先就是改变发型、服装这样的直接代表国民形象的外在打扮，及影响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历法。而这些风俗习惯根深蒂固，仅靠民众的自觉不可能完成，只能通过颁布敕令及政府文告等形式推动实施，使这些改革成为国家与政府行为，其意义远超风俗时尚中的“流行”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意识的形成源于正视落后西方的现实。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对千百年来的农历、和服及丁髷头习以为常。当幕府后期西方文化传入日本后，迫使日本人重新审视自己生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从发型来说，传统的丁髷头不仅让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感到既奇怪又丑陋，而且幕末公派或偷渡到欧洲国家的人也亲身感受到因这种发型受到西方人嘲讽的屈辱，并把西方人称丁髷为“豚尾”的信息传达给国人。[8]在国内，开始接受西式军事训练的官军和一些藩兵穿着新式军服，却头顶丁髷，满是滑稽和不协调感。这些都表明，传统的丁髷头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从服装来说，日本人的缠裹式束带和服衣宽衫长袖肥，是农耕社会悠闲舒缓生活方式的写照。在被迫开国以后，对比西方人简捷灵活的服装，日本人感受到和服“宽快但不轻便，适于怠慢而不适于勤劳”[9]，在进行军事训练时，拖沓繁缛、活动性差的和服完全不适合西式兵器的使用。1867年初，由于“使用甲胄时代的服装难以运动周旋”，幕府终于下令“改换身体轻便之戎服”以适应战事需要[10]，这些都为明治初年的服装改革奠定了基础。从历法来说，日本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使用中国的阴阳历，直到1685年才使用自己编制的《贞享历》，但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历法的影响。幕末开国以后，很多欧美国家的军人、商人涌入日本，在与这些外国人的外交交涉及通商过程中，与阳历存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偏差的阴历让人们深感不便。此前长期使用的与农历相应的计时法也带来人们时间意识的淡漠。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一些锐意改革的有识之士已经形成弃农历、改西历的认识。由此观之，这些改革并非出于赶时髦，而是改变落后面貌的现实需要。

最后，自上而下的行动促进了改革。生活方式的变革事关千家万户乃至国民每个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及社会精英的带头作用。1873年3月，22岁的明治天皇剪掉发髷，东京的《新闻杂志》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此举在政府颁布《断发脱刀令》后民众并未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有力促进了“头发革命”。自幕末以来有过海外经历（不论是官方派遣的还是偷渡出国的）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或积极宣传，或身体力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如西周、津田真道、伊藤博文、井上馨、森有礼等人都曾到海外留学或考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明治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是断发、易服的先行者与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