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实，说明了中日两国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存在明显的差距。差距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程度，差距的形成常常源于现象背后深层的差异。一般来说，差距是数量上的，而差异才是本质上的。中日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女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女子教育而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的差距主要因以下差异而生。

第一，中国儒家传统的包袱太重，束缚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儒家女教重女德，中日两国皆如此。男尊女卑思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成为社会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评判尺度，也成为女性的行为规范和自我完善的标准。封建礼教要求女子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她们最重要的本分是服从。仔细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推崇的女性榜样，不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就是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舆论上褒奖的只是恪守妇道、视贞洁重于生命的良家女性，至于是否有知识并不重要。除了精神上的约束之外，中国女子教育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障碍——缠足。女子缠足的目的如同《女儿经》所说：“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肉体上的摧残剥夺了女性的行动自由，使她们几乎成为半残废，根本无法迈向学堂。因此，清末提倡女子教育的开明人士清楚认识到“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所以，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远比日本要艰难。它既要冲破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还要首先解放女性的双脚。缠足裹脚这种连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统治者的满族人都看不过眼的陋习竟然一直残存到20世纪中期[24]，中国的女子教育自此才开始逐渐普及。

日本人虽接受了中国儒家歧视女性的思想，但作为水稻耕种民族，日本女子一直是生产活动中的主力而长期受到尊重，使她们免受了缠足那样的身体折磨。由于儒家思想直到江户时代才被作为官学而受到幕府的大力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深入人心。如前所述，从奈良、平安时代开始，贵族社会内就形成了让女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的传统，到江户时代，由于分处于武士、商人及手工业者、农民不同阶层的人们家业经营的需要，女子具有一定读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倡，一些女训中甚至有提倡女子学习文化的内容。成书于元禄年间（1688—1704）的女训《唐锦》甚至将“学范”列入首章首条，并且列举一系列包括中国与日本的女训与文学典籍在内的女子应学的书目，体现了作者希望女子在知识方面有所长进的愿望，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动力。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机构的准备、教育人才的储备、入学动员等方面，都为明治以后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给两国女性带来了不同命运，直接影响到女子教育。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近代化建设之路，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直至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从国内社会环境上看，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社会动**到1877年的西南战争被平息而趋于稳定，此后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是教育事业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为了加快近代国家建设，国家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已经不仅是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还要求有知识、有文化，具有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成濑仁藏提出，要把“作为人的教育”“作为女人的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目标。因而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很多女教育家），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女子教育能够快速普及并发展。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女子教育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要发动全民参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为了动员女性，他们提出不缠足，兴女学，争取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女性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女子教育更为迫切和实际。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接着又面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内忧外患，战乱连连，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广大女性不可能像日本女性那样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国尚且难保，谈何有教育的发展？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造成中国教育事业整体的落后，女子教育落后更甚于男子。正因为中国女子教育是在反帝、反封建、反侵略中诞生，并与此相伴而发展，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革命”的色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涌现出许多女革命家，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缺乏女教育家的参与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缺陷，直接影响了女子教育的进程。

第三，“革命”思维与极“左”思潮的影响阻碍了女子学校在中国发展。

当今世界，女子学校在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普遍，日本的女子学校也承担了女子教育的重要角色。战前日本除小学外，1879年开始实行男女分校学习制度。由于当时公立女子中高等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女子学校很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女子学校便应运而生，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及女子中等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客观上促进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战前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教育中一直由私立女子学校占据主导地位。在战后改革过程中，作为教育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实行“男女共学”被写入《教育基本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都实施了男女同校，但在高中阶段以上，尤其是在私立学校中，男女分校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子高中、女子大学数量呈减少趋势，男女共学的学校增加的倾向比较明显，但到2011年，日本全国除仍然有80所女子大学（73所是私立大学）、112所女子短期大学（109所私立大学）外，还有女子高中334所（国立1所，公立44所，私立289所），约占全国高中总数（5060所）的6.6%，远远多于男子高中（130所）[25]。这些数字说明男女分校仍然被普遍认同，并在女子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学校则命运多舛。在中国女子教育刚刚起步，女子学校羽翼欠丰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子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男女同校和大学开放女禁进行大讨论，将其作为教育平等的标志，并把它与妇女解放、社会进步等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以1920年北京大学率先招生女学生，和1922年没有男女学校区别的“壬戌学制”的颁布为契机，中国的学校设置已经明显体现出男女共学的倾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大量私立学校被接收，原有的一些女子学校也被作为男女不平等的标志被逐渐撤销。“**”期间，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男女平等思想被异化为否认两性差异的绝对平等，女子学校被视为歧视女性的封建遗物而被全部改制，从此彻底退出中国学校教育的历史舞台。自此以后，中国的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完全都是男女相同的模式，“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只谈阶级性、政治性，完全忽视了性别教育，使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女子教育为何物，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性别教育的缺失，助长了女性男性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女子大学、女子中学开始恢复、重建，但是数量少，层次低，人们的认知程度低，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里真正被人们所接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