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在千头万绪的改革事业中，新政府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1869年（明治2年）1月，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智识明亮”。新政府于1871年7月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0月，明治天皇发布《奖励华族海外留学之敕谕》，其中提道：“我国女学之制未立，妇女多不解事理，母氏之教导之于幼童之成立实为切紧之事。今赴海外者，可携妻女或姐妹同行，晓外国所在女教之状，知育儿之法。倘人人注意于此，致勤勉之力，则不难进开化之域，立富强之基，与列国并驰。”[4]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三所官立女子学校——东京女学校、京都府立新英学校及女红场（后改称京都府女子学校）、开拓使女学校在1872年内相继成立，从此拉开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序幕。1872年8月，日本近代史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正式颁布，其中强调“兴小学之教，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期兴女学之事与男子并行也”[5]，体现了男女平等实施初等教育的原则。此后，明治政府对教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1900年，开始实施四年制免费义务教育，1907年，又将义务教育时间延长到六年，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就达到96.14%（男子为98.53%），几乎达到适龄女童全部入学的程度。同时，“高等女学校”（即女子中学）也有了较快发展，1910年（明治43年），全国已有高等女学校193所，学生56239人[6]。到1925年，高等女学校（其中包括以家政教育为中心的实科高等女子学校）达到301447人，超过了普通中学的男学生人数（296791人）[7]。

女子初等教育的快速普及以及中等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社会注入了活力，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国民的知识素养，培养出大批近代化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女性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在工厂就业的人群中，女工已达到五成左右，[8]女医生、女教师、女记者、女事务员等职业女性大量出现，至1930年，职业女性已达到874154人[9]，几乎所有行业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同时期中国女子教育与日本相比，既有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首先，从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起步来看。19世纪70至80年代，当日本已经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教育思想，积极开办女校的时候，中国仅有少量的西方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一般认为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的宁波女学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校，早于日本1870年在横滨设立的菲利斯和英女学校），不仅没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子学校，就连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存在。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识到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落后，呼吁创办女学。1898年，上海著名商人经元善开办了经正女学，从此陆续出现了一些私立的女子教育机构。而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发布《高等女学校令》，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了。

其次，从女子教育被纳入近代学制体系的时间来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女子教育受到政府的重视，从1872年颁布《学制》起，女子学校教育就被纳入近代学制体系，并通过法律、政令敦促各级政府办学和女子入学，这无疑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随着小学入学率的提高，在1891年，日本政府颁布《中学校令》，开始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在中国，梁启超等人提出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晚了20多年，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19世纪末期虽出现了创办女学的热潮，但仅仅是民间和个人的行为。在清政府于1903（光绪二十九年）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并没有承认女子学校教育的地位，只是提到“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学制》制定的时间比中国本土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出现的时间晚近60年，比中国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经正女学的建立时间也晚5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官方所制定的学制只在家庭教育中为女学留下一容身之所，其守旧与落后由此可见一斑。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仍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范畴，直到1906年才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自此才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学入学率已达到96.1%。

最后，从旧中国女子教育发展速度来看。日本的女子小学入学率在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1907年达到96.14%，1921年超过99%。[10]许多女性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小学女教师为例，1898年，全国已经有女教师9901人，占11.8%；到1923年，已达65350人，占32.7%；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数增至151079人，比例为49.9%[11]，几乎与男教员持平。清末很多到日本考察、访学的官员与知识分子，见到在船上、旅店做工的勤杂人员（包括女性）闲暇时间读书、看报，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够与他们进行笔谈，无不惊诧不已。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教育情况与日本形成较大反差。根据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的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的统计（见表6-1）所见，当时4万万人之泱泱大国，只有区区18万女子入学，不足女性人口的0.1%。何况其中高等教育，“女子竟无一校无一人”！

表6-1 各项女学生数字统计表（1915年8月—1916年7月）[12]

有统计说，在1931—1945年，只有780多万的女性受过初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仅占女性总人口的0.46%，当时的女性文盲比例超过90%。[13]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劳动女性处于“无学”状态，女童的入学率不足15%，[14]而在日本，早在1873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