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所谈女子教育，狭义上主要指对女子的学校教育。在封建时代，中国男子有受教育的权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而女子历来被排斥在学堂之外。女性最重要的本分是“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也就无所谓才，因此，女性没有学习知识的必要，“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一直是封建社会评价女性的标准。在人们的心目中，女德远远重于女才。当然，也有主张女性读书识字的，中国历史上也有像蔡文姬、李清照这样的杰出的才女，但是绝大多数女性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因为女子读书识字要有限度，即能持家足矣，多了反倒是麻烦。如明代《温氏母训》中讲：“女性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清代内阁学士靳辅在教育家人子孙的《庭训》中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1]在这种女子教育观主宰下，旧中国的女性长期处于无学状态。19世纪晚期的社会现实就是“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2]，能红袖添香、研墨铺纸就已经满身书香了。

日本以女子为对象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前近代已经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总体说来，日本封建时代的女子教育落后于男子教育，但比较起来，有两个亮点。

第一个是贵族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贵族作为上流阶层而存在，比较重视教育，很多贵族家学发达，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女性自然而然地受到文化的熏陶。贵族家的女子从小在装束、仪态、举手投足方面受到严格的规范。贵族社会在注重男子教育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女子教育。虽然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进入教育机构读书，只能在家庭由其母或祖母担任教师，或聘请教师上门授课，教女孩子读写、书法、弹琴及各种技艺，因此出现上流社会女子在政治、文艺、宗教等各方面都很活跃的景象。涌现出像紫式部、清少纳言、赤染卫门、和泉式部等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贵族社会重视女子教育对全社会发挥了典范作用，进入武家社会，女子教育开始重女德，但仍然要进行读书写字等才艺培养。

第二个亮点是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江户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需求大增。由于科举制度早已瓦解，教育不具有政治方面的功利性，实用便成为最高价值。江户时代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以寺子屋为中心的平民教育成就显著[3]，这种平民教育纯属自主自愿。所以，尽管日本没有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却有广大具有读写能力的劳动群众存在，这其中大约有两成学生是女孩子。在江户、大阪、京都这样的大城市，寺子屋中女学生人数更多。江户时代后期在大城市还涌现出不少由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及女师匠（教师）。当时出版的女子专用的启蒙教育读物“往来物”已经达到一千多种，内容涉及女德涵养、社交礼仪、书信写作、历史地理、农商知识等各个方面。不少幕末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为日本人较高的识字率感到惊叹。

由上可见，中日两国的女子教育的差距在前近代已经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