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给两国妇女带来了不同的命运，必然对良妻贤母观产生不同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近代国家要求的女性形象已经不仅是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其是否“良”与“贤”，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有知识、有文化，是否有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虽然良妻贤母论的提出是以家庭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职业”仅仅是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而已，但是，这些都被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成濑仁藏（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曾提出要把“作为人的教育”“作为女人的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尽职的女人、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国民，这三者是良妻贤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日本的贤妻良母论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因而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女教育家），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女子教育能够快速普及。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的良妻贤母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深感力量单薄，于是想到发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们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出发点，争取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培养贤妻良母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女子教育。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做一个贤妻良母更为迫切和重要。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像秋瑾那样的反封建的进步女士，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不能不放弃做贤妻良母而抛夫弃子离家而去。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学，在下田歌子（1854—1936）创办的实践女学校就读。但是下田歌子培养良妻贤母的办学宗旨与秋瑾所追求的精神和理想格格不入，使秋瑾十分失望，一年之后，她就离开了实践女学校。秋瑾的经历很能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贤妻良母的看法。在秋瑾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追求解放的女性与贤妻良母的对立。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上层社会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也不约而同地鄙视并拒绝贤妻良母的角色，进入到要求妇女解放和女子参政的队伍中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女革命家，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为了妇女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这些本来有可能是贤妻良母的出色女性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至于广大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入学学习的劳动妇女，知识和学问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很难成为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广大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和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国尚且难保，谈何有家？谈何有教育的发展？于是，被压迫与被奴役的社会现实一方面造就出远远多于日本的女革命家，另一方面却很少培养出有知识的妻子与母亲。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第一，贤妻良母与受教育、有知识并无直接联系；第二，贤妻良母与事业型女性是对立的，一个女人，要么离开家庭搞事业，要么守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二者难以两全。如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在1936年写的《婆婆话》一文中谈娶妻标准时写道：

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假如说吧，你娶了一位哲学博士，长得也顶美，可是一进厨房便觉恶心，夜里和你讨论康德的哲学，力主生育节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会抱着，你怎办？听我的话，要娶，就娶个能作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

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18]

老舍的一席话实际上反映出人们不能把贤妻良母与有知识统一起来，虽然已事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看来这番话仍然有一定代表性。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的“良妻贤母”论与中国的“贤妻良母”论在两国社会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在日本，“良妻贤母主义”虽然在明治后期一度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教育思想与战前日本家族国家观的意识形态非常吻合，所以不仅作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而存在，而且一直是女性的行为规范和战前日本女性观的主流，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中国则不同，在20世纪初期自“良妻贤母”的口号出现后，并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推动女子教育迅速发展的盛况，而是很快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1909年2月，陈以益在《女报》第2期上发表《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的文章，指出“贤妻良母主义，非与男尊女卑之谬说二而一，一而二者乎”，“今之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作者呼吁妇女“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19]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道德，他们尤其关注妇女问题，对贤妻良母观念提出否定。有人撰文指出，“贤妻良母”的教育方针“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20]，“如忠臣孝子贤妻良母之规范，为新教育所不容”[21]。1918年，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其中指出：“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胡适提出了“超贤妻良母主义的人生观”，也就是“自立”的观念。“自立”的意义，就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22]。也有人指出“中国办女学的人到现在却开口还只是谈良妻贤母主义，并不愿意女子做独立的人，这种奴隶教育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中国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良妻贤母的教育，而换以一种‘人’的教育，女子知道自己是‘人’，才能自己去解放！”[23]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主张妇女回家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各界对贤妻良母论的批判又一次达到了**。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亲自撰写了题为“论贤妻良母与母职”的文章，指出“贤妻良母”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24]于是，在中国，自贤妻良母的口号出现以后，大部分时间是作为男尊女卑的产物和歧视妇女的陈腐观念而被人们批判和唾弃的，以至于“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女性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今天，“贤妻良母”未必是对女人的恭维，相反却有着强烈的讥讽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