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良妻贤母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本人非常重视妻子作为丈夫的内助和母亲教育孩子所应具备的贤良，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占全人口半数的妇女在知识、教养水平提高以后，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对子女的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日本妇女因此而享有“教育妈妈”的美称，这对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笔者多次赴日考察，不论是在繁华的东京，还是在偏僻的北海道乡间，都曾目睹不少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耄耋老妪，她们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之发达的最好见证。

中国古代自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儒家女性观提出后，男尊女卑思想便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评判尺度，也成为女性的行为规范和自我完善的标准，女子教育历来不受重视。女性作为妻子与母亲，不论多么“贤”与“良”，都与“学”无缘。封建礼教要求女子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她们最重要的本分是服从，根本没有学习知识的必要，“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一直是封建社会评价女性的道德标准。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德远远重于女才。舆论上褒奖的只是恪守妇道、视贞洁如生命的良家妇女，至于有没有才并不重要。也有主张妇女识字的，不过要有限度。如《温氏母训》中就讲：“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有损也。”再加上缠足恶俗的摧残，妇女几乎成为半残废，连家门都不易跨越，何以迈向学堂？于是，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妇女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19世纪末期，有人这样形容女子无学的现状：“妇女不得入学，以无才为福也，习以不教，不识文字，稍弄笔墨，涂丹黄，填韵语，则号为闺秀矣。”[9]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落后。如果与日本相比，存在以下三方面差距。

首先，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起步甚迟。19世纪70至80年代，当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在日本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的时候，中国仅有少量的西方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不仅没有自己的女子学校，就连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存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以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识到“欲强国必由学校”，“西方全盛之国，莫若美；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之所以如此，因美国是“女学最盛者”，而日本是“女学次盛者”。[10]这些维新志士感悟到中国积弱之本是“自妇人不学始”。于是，在维新运动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学的热潮，陆续出现了一些民办和私立的女子教育机构。而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发布《高等女学校令》，确定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理念，开始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了。可见，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要比日本晚20多年。

其次，官办女学的创立更迟。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快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早在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提出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思想之前，明治政府就已经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五名少女随岩仓使节团同时赴美国留学。并通过法律、政令敦促各级政府办学和女子入学。这无疑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迟了20多年，却没有得到顽固、守旧的清政府的支持。19世纪末期出现了创办女学的热潮，但仅仅是民间和个人的行为。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维新志士们创办女学的理想严重受挫。在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的“新学制”中，并没有承认和确定女子教育的地位。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仍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即女子教育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直到1906年，迫于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开始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据此，女学堂和女师范学堂才开始在各地设立，女子教育从此才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6.1%，与此同时，高等女学校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10年（明治43年），全国已有高等女学校193所，学生56239人。[11]故若论官办女学的创办，中国至少要比日本迟30多年。

最后，中日近代女子教育的不同结局。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官到民都重视女子教育，因此，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颇有动力。在中国官办女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普及了女子六年制义务教育。日本女子教育的盛况如清末留日学生王桐龄所言：“女子教育机关相当发达，自国立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私立之女子大学以外，特殊之女子职业学校甚多，女子之不受教育者居最少数，体力脑力当然相当发达。”[12]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教育情况与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根据教育部颁布的1915—1916的教育统计，当时全国的小学、中学及其师范学校的女子学生总数仅有180940人，不足当时女性人口的0.1%。[13]时人对此颇为感叹：“女子教育无可言矣，若大学校、专门学校，女子竟无一校无一人，不更可羞耶？”[14]另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1923年的调查，在全国1181个县中，仍有423个县没有女子初等小学，1161个县没有女子高等小学。[15]总之，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长期的战乱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制约，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千百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等诸多因素造成旧中国女子教育事业裹步不前。绝大多数劳动妇女长期处于“无学”状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女童的入学率不足15%。[16]而日本在颁布《学制》的翌年即1873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15.4%）。[17]因此，从女子教育的普及情况来看，旧中国要比日本落后将近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