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份只是在家庭：未嫁为女，既嫁为妻，生子为母。男人社会希望女性成为好妻子与好母亲，故对妻职与母职的要求及规范也随之产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贤母”“良妻”等概念，比如：

《战国策·赵策》：“故从母言之，之为贤母也。”

《史记·魏世家》：“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此后，在中国史籍中，常有贤母、良妻、贤内助、贤妇人之类的称呼出现。做一个贤妻与良母成为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她们会因此受到男权社会的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

尽管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或曰“良妻”“贤母”之类的提法，但是，什么样的母亲为贤母？什么样的妻子是良妻？在中国史籍中却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三从四德的规范，到历代女教书连篇累牍的倡导，女子的良与贤的标准，似乎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服从。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的存在，妻子的本分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人们要求妇女的只有顺从与驯服。也许可以用曹禺的名作《雷雨》中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繁漪吃药，繁漪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就是封建礼教对贤妻与良母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而没有必要对妻职与母职的作用及重要性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贤妻与良母也只能是模模糊糊的概念。诚如《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者陈东原所说的那样，从前只有“慈母”，哪有“贤母”？有一二贤母，如欧母陶母之类，那也是入圣超凡一般，非一般妇女所可望其项背，试问不学无识的女子，怎么能画荻，怎么能和丸？从前“良妻”的含义，哪有后世“良妻”的含义丰富？中国从前妇女的标准，只有她做一个驯服的好媳妇，并不想要她做一个知情识义的贤妻！[1]

正因为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或曰“良妻”“贤母”之类的提法，使许多中国人认为“贤妻良母”是中国古来就有的儒家女性观，这不过是一种误解。把“贤妻”与“良母”联系起来，形成“贤妻良母”这一特定概念实际上要比人们的想象晚得多，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中国的《辞海》《中国成语大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贤妻良母”这一词条，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贤妻良母”并非古而有之的概念。对于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很难想到，“贤妻良母”是首先由日本人作为女子教育理念提出来，并由日本“逆输入”到中国的。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日本人虽接受了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而女子教育却在一定程度受到提倡。至幕末，已有15%的女子能识字，这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后，由于文明开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认识到进行女子教育、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1872年，在文部省发布《学制》时，把“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作为目标，要求“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女子要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妇女作为理想的母亲的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性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1875年，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指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后来，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文部大臣森有礼进一步强调：“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需的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着直接关系。”[2]这里，森有礼直接借用了中国古典中“良妻”“贤母”的概念，却赋予它们全新的内涵，并把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发展为培养“良妻”和“贤母”。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和森有礼的培养“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观是近代日本新的女性观——良妻贤母论的起源。到19世纪末期，随着女子小学入学率的提高，日本政府又开始发展中等女子教育。1899年（明治32年）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在战前日本社会，女子一般都在十六七岁结婚。对大多数女子说来，高等女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实际上是最终教育机关。当时的文部大臣桦山资纪是这样解释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之目的的：“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达到健全的中流社会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贤母良妻，才能增进社会的福利。……高等女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故在涵养优美高尚的风气和温良贞淑的资性的同时，要知得中流以上生活之必需的学术技艺。”[3]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902年（明治35年）菊池大麓在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更明确地指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高等女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4]桦山资纪和菊池大麓两位文部大臣的公开讲话将高等女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目标说得再明确不过：仅仅有男子是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的（即达到所谓“中流社会”），必须培养与之相匹配的良妻贤母。《高等女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尽管此时的“良妻贤母主义”思想已经染上了浓厚的儒教的、国家主义的色彩，但是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图国家的富强的角度强调发展女子教育，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重大变化，“良妻贤母主义”也因此成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仅几十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为东方强国，过去曾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突然间令中国人刮目相看。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学习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自19世纪后期起，形成了中国人赴日考察、留学的热潮。据说仅在下田歌子创办的以培养良妻贤母为宗旨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开始的十四年间就接收了包括秋瑾在内的二百数十名中国女留学生。[5]故“良妻贤母”或“贤母良妻”这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提法很快传入中国。据调查，1904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载的丁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说》与该杂志同年第12期刊载的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以及1905年《顺天时报》刊登的《论女子教育为兴国之本》一文中，都使用了贤母良妻一词。[6]这当是中国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文字资料。

资料记载表明，中国开始使用“贤妻良母”或“良妻贤母”的口号，是与日本的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初就有人指出，“贤母良妻之主义自日本传染而来”[7]，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高素素的署名文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其中提到，“良妻贤母之说，盛唱于日本，吾国近日亦稍稍有其趋势”[8]。鲁迅在1925年所做的《坟·寡妇主义》一文中也曾谈到贤妻良母主义与日本的渊源：

他（指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廉——作者注）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中国贤妻良母观念的产生是一个文化“逆输入”的过程：中国儒家规范妇女的“良妻”“贤母”概念在对日本产生影响之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上升为具有理性思考的“主义”，成为近代社会的妇女规范，然后又在近代以来学习日本的潮流中影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