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则谜语：有一样东西，它属于你，但总是被别人使用，这个东西是什么？答案是：你的姓名。姓名让别人使用，决定了它是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形式。正因姓名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所以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姓名都曾经有过强烈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所不同的是这个功能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

中国的姓氏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原始时代的群婚制发展到以血缘关系为标志的族外婚制时，便有了辨别人们之间有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必要，于是，产生了作为识别血缘关系的称号——姓。由于母系社会以女性为本位，所以中国最古老的一批姓如“姬”“姚”“姜”“嬴”“好”“姒”“妊”等均带女字偏旁。可见，中国姓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部族血缘的标志，只具有区别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功能。后来，随着子孙繁衍以及迁徙、逃亡等原因，便从部族中分蘖出一些支系来，这些支系的名称就是“氏”。在氏产生的过程中，男子在生活中渐居主导地位，世系也开始以父系血统来计算，所以，氏是随着父权制的形成而产生的。氏自产生起就被赋予政治功能，“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1]。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即周天子为恩泽功臣，嘉励百官，分封有功德的人，根据出生即血缘关系赐以姓称，再根据其封土赐以氏称，贵族们依据国名、住所、地名、封土、官职、爵位、谥号等而得到氏的称呼，故只有贵族才能有氏。由于“赐姓命氏”制度的存在，周代是中国姓氏的大发展时期。此时产生的氏名，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周代的分封体制及以氏别贵贱的做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由于分封制瓦解，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废除，使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动乱的社会中，涌现出一大批恃才能而崛起的新贵族，原本无氏的平民也趁着混乱为自己立了氏名，以前的氏已经无法继续表示人们的社会地位，故不论是姓还是氏，除了用作家族的标记，别贵贱的功能日趋萎缩，姓与氏合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到战国末期，“秦灭六国，子孙皆为庶民，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2]，加速了姓氏合一的进程，春秋以前泛指各贵族家庭的“百姓”一词，到了战国时期就开始指平民了。再到司马迁著《史记》时，姓与氏已成为一体，所以有“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3]的说法。姓氏合一结束了它所背负的政治使命，从而取消了贵族垄断姓氏的特权。从此以后，从皇帝到百姓，人皆有姓，生而俱之，富贵贫贱，概莫能非。姓本身基本上反映不出人们的高低贵贱，如唐朝“李”为国姓，宋是赵家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姓李和姓赵的人都是贵族。这是中国姓氏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变化。

姓氏合一之后，发展得极为迅速，而且很快便稳定下来。可以说，中国姓氏的格局在汉代就固定下来，宋人编纂的《百家姓》集姓五百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在汉以前就开始使用。姓氏合一至今已经有两千年，即使随着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有的姓氏消亡了，有的姓氏产生了，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姓氏基本上不曾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汉代以后产生不少新的姓氏，一般都没有繁衍成为大姓。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流行的大部分姓氏至迟到秦汉时代就已经产生。

与中国姓氏的产生是姓在先，氏在后这一点不同的是，日本是氏在先，姓在后。氏是自古代国家形成至大化改新前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借助于原始氏族组织的形式，按其居住地、职业、官职而称呼，如葛城氏、平群氏（氏于居）；车持氏、鞍作氏（氏于职）；物部氏、中臣氏（氏于官）。大和朝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分别给贵族颁赐“臣”“连”“造”“君”“直”“史”等数十种“姓”，这些姓是根据各个氏的出身世系、与朝廷关系的亲疏而决定的，用以区分氏的地位尊卑、等级高低。可见，日本古代虽然使用“姓”这一汉字，功能却不在于区分血缘。大化改新后，赐姓制度也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实施了官位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了意义，再加上皇室地位的衰落，到9世纪便不了了之。从此，在贵族社会只称氏而不再称姓。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姓氏合一的过程很有些类似，只不过这一过程发生很晚，而且仅限于贵族社会，因而没有带来像中国那样的姓氏合一后人皆有姓的结果。至于部民、奴隶，不仅没有姓，也没有称氏的权利，只能按照隶属关系使用主人的氏名，如苏我氏的部民可以称“苏我部某”。大化改新后，他们都成为律令国家的公民，在国家制作户籍时，他们或使用原来主人的氏名，或改用新的氏名进行户籍登录。故直到奈良时代，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只使用氏的称呼，说明此时家族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基本单位。

一方面，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姓氏史上开始出现新的称呼——苗字（也称名字，人们以草木的苗来象征一个家族集团，子孙后代犹如苗的分蘖，因此也称为“苗裔”）。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氏分裂成若干家族，这些家族便以其职业或居住地相称，如贵族菅原氏本属于制造陶器的土师氏，因后来移居大和国菅原伏见邑而改称菅原氏。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许多贵族及农民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私有土地，便以自己的名字为土地命名，以证明其私有，久而久之，该土地的名称便成了其所有者的“苗字”。进入幕府时代以后，随着武士的分封和移居，苗字在武家社会有了很大发展，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以至到身份、等级制度极其严格的江户时代，成为贵族和武士所享有的特权。当时，农民、町人等庶民阶层不仅在职业、婚姻、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而且按照德川幕府于1801年（享和元年）颁布的《苗字带刀禁令》，不得称姓及佩刀。于是，是否拥有姓氏就成了区别武士与其他身份者的显著标志之一。江户时代后期，为了表彰一些忠于职守的町村官吏和对反抗幕府的人揭发、告密者及有孝行、捐款等突出表现者，领主们也特许这部分人拥有“苗字”，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都使用“权兵卫”“勘五郎”“左卫门”之类没有姓氏的称呼。对他们来说，苗字永远是高不可攀的荣誉。据调查，明治初年，拥有苗字的户只占全国总户数的6%。[4]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了贯彻“四民平等”的方针，同时出于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的需要，于1870年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允许平民使用姓氏。但是已经习惯了有名无姓生活的庶民对此事并不热心，致使在这项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创立姓氏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新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发《平民苗字必称令》，要求全体国民必须拥有自己的姓氏，要把以姓氏作为公称当作国民的义务和建设近代国家的责任。这项带有强制性的法令的颁布，使诸多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于是，不得不委托地方政府的官员、村里有文化的人、寺庙里的和尚为自己命名。一时间，因居住地、职业及各种事由而产生的姓氏铺天盖地。当时的情景，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名字的话题》一文中有所描写[5]：明治初年，姓名解禁，必须在户籍上登录姓氏之时，各村的役场（村公所——本文作者注）皆大**。数百户无家号的人到底用何姓氏？家道中落的老户或本家明确者还可以提出使用什么姓氏，没有麻烦，而祖上代代都是小百姓者皆不知所措。许多人使用了过去主人家的姓，有的听说邻村有什么姓，只要人家没有异议就作为自己的姓。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做不到，就由役场的官员给起一个姓氏。家门前有松树的就叫松下，住在山的入口处，就叫山口。其中也有的村官恶作剧，因此伊豫海岸一些渔村家家都以各种鱼类的名字当姓，邻村则都使用各种蔬菜的名字。当时这种事例很多。

《平民苗字必称令》颁布以后，日本的姓氏进入大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是没有任何限制，具有很大随意性，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动物茶菜，从职业、住所到自然现象，造成日本的姓氏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可以说日本人的绝大多数姓氏都是在当时产生的。这就是日本为何人少姓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历史上姓氏的变化经历了贵族有氏有姓—苗字成为贵族武士的特权—通过法律强制而实现国民皆姓这一复杂的过程。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姓氏并非是作为家族、血缘、世系的标志，而主要与人们的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只属于少部分人。近代以后，平民百姓才有使用姓氏的权利，故国民皆姓也是明治维新的成果之一，姓氏从此被剔去政治功能，只作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而走进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