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生活在“军国家庭”与“一亿总动员”氛围中的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但他们又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参与了战争，客观上成为侵略的帮凶。日本何以能够动员全体家庭和国民，实现“举国一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国主义政权利用了国民在家族和集团社会中培养起来的唯命是从的精神。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性特征，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这种集团主义不是学校的教科书教出来的，也不是在战争中靠一时的宣传提倡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悠久的传统。除了岛国的地理环境及灾害频发促使日本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需要同舟共济之外，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共同体社会——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当中，养成了服从集体的性格。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违背共同体规则，将面对来自集体的孤立，并难以生存。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被用来作为国民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国主义政权大力宣传日本是一个家族国家，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及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把政治权力与父母对儿女的支配权等量齐观的家族国家体制。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国民像子女服侍父母及分家服从本家那样服从天皇的统治，以作为天皇的子孙的虔诚，把积极支持战争化作忠君爱国的实际行动。这种动员达于千家万户，老弱妇孺。可以说，没有“军国家庭”总动员，就无法实现“一亿总动员”。

长期的家族主义、集团主义传统，形成了日本高效的组织形式，也使整个社会“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结合在一起”[14]。集团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有着正确的引导、从事正义的事业时会发挥正能量，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面对大地震的井然有序等，都与集团主义有关。而一旦整个国家的主导处于非理性状态，就会由于大规模的集团行动而造成巨大的破坏。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使战争动员达于老弱妇孺，煽起举国上下的战争狂热。

集团主义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集团主义的特点是，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形成集体就非常强势。常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就是一条龙”。生活在集团社会的日本人在个人单独行事时都小心翼翼，而一旦形成集团行动便胆大妄为，在本集团内部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竞争和嫉妒心理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释放，干坏事时没有犯罪感。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和井然有序与在侵略战争中的残忍和野蛮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侵略战争中，“一亿总动员”“一亿火球”“一亿总玉碎”（所谓一亿实际上是在本国7000万人之外加上殖民地朝鲜等的人口）之类的口号相继出台，都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全民总动员，由此使得“小”日本拥有了“大”能量，将侵略的战火燃遍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给这些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集团主义又能把集体的责任缩小。在侵略战争中，对被侵略国家的欺凌、虐杀，既是执行上级命令，又要表现得与大家都一样，于是形成了集体无责任。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的侵略战争深刻反省的原因，就是认为没有明确的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应该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15]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近乎零，大家都有责任，就等于谁也没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战后初期首相东久迩稔彦又习惯性地抛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以表面上的“全民有罪论”，实际上的“全民无罪论”掩盖天皇与战犯的战争责任。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批评“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是“一亿白痴化”。如今我们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或许把“一亿白痴化”用于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更为合适。这里所说的“白痴”是指当时的人们无条件追随权威，没有理性思维，缺乏批判与反省。一个人被邪恶蒙蔽能干出蠢事，一个民族被一种信念驱使，群体便会疯狂。有了这支庞大的忠孝群体作为社会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才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行对外侵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