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一亿总动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战时国民统治的工具——町内会与邻保班对居民进行彻底的组织化。
町内会这种社区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行政组织的最小单位,也不是由政府建立的下属组织,而是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谋求社区共同利益的自愿性社团和自治性组织。町内会的职能是在一定的城市与农村区域内(称部落会)尽可能地将在当地居住或营业的所有住户与企业组织起来,参加共同管理,以解决在该社区内出现的各种问题,社区的所有居民都是它的成员。町内会是近代以来日本最重要的基层社区组织,具有广泛的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
实际上,日本的居民组织,尤其是被标榜为“古来之宝贵传统”的“邻保协和”制度,有着很长的历史。虽然“町内会”这一称呼到近代以后才出现,但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邻保集团可以追溯到律令时代的“五保”制度。《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做出明确规定:“凡户皆五家为保,一人为长,以相检察,勿造非伪,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所行诣,并语同保知,凡户逃走者,令五保追访。”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建立“五人组”制度,即以五户为单位组成一组,每组设一组长。其功能包括防盗防犯,传达贯彻幕府与各藩的法令,取缔基督教,相互监督,交纳税捐,等等,成为领主对领内农民进行有效统治的最基层的组织。
明治维新后,旧有的“五保制”和“五人组”之类组织不复存在。1889年,伴随着市町村制的实施,明治政府实施了町村大合并,把全国71314个自然村合并为15859个行政村。[9]由于政府的町村机构很难完成大量的基层行政事务,“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便成立部落会,协助处理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具体事务。在城市,为满足都市化初期生活安定与社会整合的需要,在居民自发意向和政府的支持下,居民组织应运而生。尤其是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许多村镇被摧毁,面对灾难,很多地方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自警,政府也促进这种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据内务省统计,到1939年,全国已经有191366个町内会。[10]
相对于以前谋求社区共同利益的自发的社区居民组织,町内会被制度化,并被作为国民统治的基层组织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针对此前各地町内会部落会尚未全面覆盖(1939年城市部覆盖率73%,町村部覆盖率89%),有的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的现状,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下达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要领”指出,部落会、町内会的任务在于:基于邻保团结的精神,将市町村内居民组织结合起来,遵循万民翼赞之宗旨,履行地方共同任务;谋求国民道德之陶冶和精神上的团结;向国民广泛贯彻国策,使国政万般顺利实施;作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地域性统制单位,发挥统制经济之运用与安定国民生活方面必要的技能。[11]“要领”对部落会町内会的组织结构做出明确规定:在市町村之区域,在村落中成立部落会,市区成立町内会;部落会及町内会由区域内全部家庭组织而成;部落会及町内会是以部落及市区居民为基础的地域性组织,同时也是市町村的辅助性基层组织;部落会及町内会内设会长,会长的任选可以遵照既有习惯由部落或町内居民推荐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行,但形式上至少要有市町村长选任并发出告示;部落会及町内会可按必要设职员。“要领”还要求在部落会町内会内设立常会制度,这种常会要求由会长召集,所有家庭都要参加,以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居民生活的所有事物进行商议,并谋求居民相互间教化的向上。
根据这份《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在国家总动员的战时体制下,町内会这种以前散存各地的居民自治性街坊组织被法制化、普及化,成为统一的、强制性的基层行政组织,并被纳入以动员民众进行战争为目的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政治系统之中,支持政府,推动战争,并承担起监视社区居民的功能。它既是执行政府命令、贯彻政府政务的基层组织,也是联保连坐的治安组织,又是征税、发放配给物资的唯一渠道,在防空防火、征兵动员、救护伤员、严防间谍等方面均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军国主义进行战争动员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和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各地的町内会、部落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战争动员,组织居民投身于后方的战争支援当中。例如,龟冈市筱村马堀地区于1940年9月成立了部落会,为了支持战争,首先制定了“俭约协议”,其中就有关冠婚葬祭方面做出四条规定:祝贺结婚、出生的仪式,仅限于对长子、长女;终止所有民间节日活动;废除葬礼当天对帮忙者的酒肴招待、葬礼时的上供、答礼;废除念佛和墓地祭拜时的供物。龟冈市安町町内会也于1941年3月制定了“生活刷新体系”。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刷新”,确定在元旦、兴亚奉公日(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的每月1日)、明治节(明治天皇诞生日,每年11月3日)举行国民礼拜、氏神参拜、慰问出征军人家族和军人遗属等活动。其次是“团体生活的刷新”,要求在集体活动时尤其是遥拜皇宫时严守时间。还有“经济生活的刷新”“冠婚葬祭及庆吊活动刷新”等,要求在婚礼、出生、军人及青少年义勇军的送迎、饯别时实行“坚实质素化”,在葬礼时实行彻底的简素化。[12]
在部落会、町内会之下,还有更为细小的居民组织——邻保班(也称邻组),《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规定,邻保班由十户左右居民组成,每个邻保班设一代表,并标榜这是尊重历史上的“五人组”之类旧俗而成立的组织。建立邻组制度目的是严密、有效地进行家庭统制。战争期间青壮年男性大部分都上了战场,所以,参加邻保班活动的成员主要是妇女与老人。邻保班的任务是传达和贯彻政府的方针,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消化国债、欢送出征士兵、慰问军属、防空演习、回收废品等工作,并发挥居民互相监督的作用,揭发对政府与现实不满的人和事。生活必需品也通过邻保班在指定的时间配给。邻保班每月定期召开常会,内容为齐唱国歌、遥拜皇宫、奉读敕语、宣誓、报告、座谈等。从1941年7月1日起,全国各地的邻保班例会都在同一时间召开,一齐随着收音机的广播,遥拜皇宫,悼念战死的军人。
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日本人当年战争体验的记录时,发现东京都中央区一位叫佐藤治三郎的人写的回忆录。1940年,当时40岁、从事印刷器具制造工作的他被选为邻组的组长,转年又被若干个邻组选为群组长。他深知“过去这些群长、邻组长的事情在今天是不受町会人的欢迎的”,但还是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在他写的“战时下的生活体验”中,特别记载了担任邻组长的情况,在此节录如下。[13]
——我们在警防团员的指导下,提着水桶排成队进行防火训练,或进行救生训练,这些训练中担架是必要的,于是,就把屋檐下的遮阳棚摘下来,在两边插入竹棍,马上就把担架做好了。在区里的帮助下在三丁目内挖了几处水井,手动取水,就这样频繁地进行防火训练。有时,还进行军、官、民联合训练,邻组员为了守卫自己的町,就利用这些水井进行认真的训练。
这些水井至今还保留着战时的名字。
——各群长夜里轮流在町内巡逻,提醒各家庭小心火烛,注意房屋灯光不要外泄,寒冷的夜晚身上真冷啊!
——战时,我担任邻组长兼任群长,还担任军人部干事,每当町内有军人出征,为了祈求武运长久,以町内妇女部的“国防妇女会”的旗帜为先导,在出征军人之后,与町会员一起,高唱“胜利即将来临,勇敢作战”的军歌,向铁炮洲神社行进,在接受神社的修祓仪式后将他们送上战场。
——每天早晨5点30分,为祈愿出征者的武运长久,各邻组成员集中在凑町的大街上,点名之后,邻组成员跟在邻组番号旗的后面,向铁炮洲神社进发,在神社与神官一起祈祷后才散会。
综合上述,町内会、部落会、邻保班是彻底的国民动员和国民统制机关,每个人都被置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层层组织网的严密统治下,每个居民与家庭被迫置身其中,唯有服从与积极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