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于1937年9月开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继而于1938年4月颁布《国民总动员法》，要求所有国民进入战时体制。在无数青年男子走上战场的时候，全国2000万妇女作为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的成员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承担后方生产，支援前方作战。可以说，家庭动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提出的“一亿总动员”的现实基础。

按照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军国主义政权对家庭的最高要求是“养育作为皇国民的子女”，保证战场兵员，要求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女性把生儿育女作为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如在太平洋战争中走向衰势的1943年2月，自由学园学园长羽仁元子（音）在其亲自主办的《妇女之友》杂志上发表文章《日本家庭家族的使命当今达到最**》[1]，鼓励母亲们送子上战场：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到作为家族国家之家庭的伟大力量。作为陛下的赤子而生，被历代天皇之仁慈养育的日本人，只要不是持有极其错误的思想和不纯感情的人，都会自然地把日本人的思亲爱子的感情与思国爱国的感情联系起来，思家之心越深，当然爱国之情越甚，所以对自己的孩子不论多么喜欢疼爱，一旦应征，都祝贺他，鼓励他，高高兴兴地把他送上战场。只有作为家族国家的家庭，才能在世界各国的家庭中产生如此真正的模范，在感谢的同时痛感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在战争中，过去只知相夫教子的旧的贤妻良母形象已经不适应战争的要求，“新贤妻良母”的标准则是“培育日本的小国民，一旦需要则舍命报国”。很多妻子与母亲争相把军国主义政权的号召化作自觉的行动。侵华士兵东史郎在接到征召令即将走上战场的时候，前来送别的母亲没有不舍和难过，反而鼓励他“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2]。1931年，侵华日军步兵中尉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千代子为使丈夫在前线作战没有牵挂而自刎，被誉为“昭和烈妇”在靖国神社祭祀，其“军国美谈”被写进教科书、编成剧本、拍成电影。这只是无数“军国之母”与“军国之妻”的缩影，她们用亲人的生命践行了“忠君爱国”的实践。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政府每年都表彰有两名以上战死者的“皇国之家”，但这种献血换来的美誉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遗属的生活及子女的扶养都成了战后日本的社会问题。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生育功能，被军国主义政权赋予政治使命。明治维新之后，增加人口被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1936年，日本人口首次超过7000万人。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且战线不断延长，人力不足的压力日益凸显，日本政府遂推行全面的人口扩张政策。1938年4月，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家总动员即在战时及事变时，为了达到国防目的最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统制运用”[3]，明确指出国民是由国家统制运用的“人力资源”。1939年9月，厚生省予防局民族卫生研究会发布《结婚十训》，核心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其最重要、最具蛊惑性的一条“为了国家生吧，繁殖吧”，成为战争期间家喻户晓的生育动员令。1941年，近卫文麿内阁制定并发布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在这份战时人口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指出：“建设东亚共荣圈，谋求其久远、健全发展是皇国的使命，为达此目的，确立人口政策，使我国人口急速且永远地发展增殖，谋求人口资质的飞跃性提高，确保于东亚的统治能力，合理分配人口是当务之急。”[4]在这个纲领下，确立了20年内总人口达到1亿的目标。[5]1941年时，日本的人口大约7200万人，为了实现到1960年增加2800万人的目标，每对夫妇要生五个孩子。该“要纲”出台后，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大张旗鼓的“人口战”，早婚多育被提升为对国家的“奉公”行为，以增殖人口为己任，充满健康美，能多生孩子的“翼赞美女”成为新时代美女标准。1941年，大政翼赞会发起“扑灭柳腰运动”，发布“新女性美十则”，其中包括“能吃、肥胖”；“身体结实，胸部丰满”；“腰骨粗大，能够支撑体重”，“脸庞晒黑也值得骄傲”，彻底颠覆了“瓜子脸，白皮肤，溜肩细腰”的传统美女形象。每个家庭都成为一架战争兵员的生殖机器。厚生省从1940年开始表彰“优良多子女家庭”，希望借此推动增殖人口，首次被表彰的家庭在结婚20年里生了16个孩子，被称为“日本第一宝宝部队”，孩子的父亲表示“十个男孩子全部去当兵”。在战争条件下，所谓表彰，不过是奖状及镜饼（供奉神灵的扁圆形年糕）、肥皂、扇子、包袱皮等一些家庭常用物品。由于国民积极支持与配合了人口扩张政策，使日本在人员大量伤亡及经济状况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长，1937年为7063.0万人，1945年为7214.7万人。

对外侵略把所有国民卷入战争体制，家庭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亦不例外。“虽一碗饭，一件衣服也非个人之物，即使休闲、睡觉也与国家相联系，绝非私事。我等需牢记，即使私人生活也要归顺天皇，服务国家。”[6]在饮食方面，在“国防从厨房开始”的号召下，国民“遵守食堂的战时性”，面对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吃“国策炊”（在蒸米饭前用水充分浸泡的所谓“增量法”）和“决战非常食品”（用芋头、野菜等制成的食品），忍饥挨饿推广这些“国策料理”。营养不良造成国民体质明显下降，比如，14岁少年的平均身高从1939年的152.1厘米下降到1948年的146厘米，平均体重从43.6公斤下降到38.9公斤。[7]在穿着方面，1940年11月，政府颁布第725号敕令，实行国民统一着装，要求男性穿与陆军军服相似的“国民服”，取代和服与西服，作为在平日及冠婚葬祭等正式场合穿着的服装。统一服装的目的是唤起人们的“战争非常时期意识”，“只有穿上同样的服装才能灭却个性，激励奉公之心”。虽然没有对女式“国民服”的具体规定，但是女性的长袖长裙又束腰的和服因不便活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于是，原本作为东北地区妇女的劳动服——扎腿式的劳动裤成为女性的标准服装。由于棉花在战争期间全被用于生产军需品，在“为了国家而堂堂正正地穿着织入爱国心的衣服”的号召下，人们只能穿不结实、不暖和又易出褶皱的人造纤维做的衣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进一步紧张，1942年开始实施衣料凭票供应的配给制度，当时的商工大臣岸信介专门就“决战期的服装生活”发表讲话，宣称“决战服装生活”就是“把纤维变成战斗力”，“有效的利用闲置衣物是决战下的紧要大事”，“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走等值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来打扮自己”。[8]在这种宣传下，《妇女画报》《主妇之友》等杂志纷纷介绍用旧和服、旧西服改制国民服和女性标准服的做法。

为了进一步强化战争体制，将有限的资财用于战争，1940年7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即“七·七禁令”），禁止制造贩卖战时生活中“没有也无妨”的绢制服装、戒指、领带及各种宝石类装饰品，同时要求人们降低生活标准，对一些生活物品的档次、价格做出规定，如200日元以上的衣柜、60日元以上的梳妆台、80日元以上的西服、50日元以上的手表、35日元以上的皮鞋、5日元以上的钢笔等都属奢侈品。“七·七禁令”发布后，“奢侈是敌人”立即成为流行语，民众群起与“奢侈”开战。东京市内到处可见“奢侈是敌人”的大幅警示牌及“是日本人的话就不要奢侈”等标语。自发组成的“妇女挺身队”“奢侈监视队”上街巡逻，见到穿着华丽的女性就警告其“不要穿漂亮衣服，不准戴戒指”，如有不从者，就强行破坏其装束。在各种各样的“奢侈”行为中，女人烫发成为首先禁止的对象，东京本乡的町内会甚至张贴出“禁止烫发者在我町通过”的告示，如果发现烫发者，就强迫其剪掉。为贯彻“七·七禁令”，日本理发美容联盟指导部专门设计了四种不用火烫、电烫的“淑发”发型加以推广，包括面向事务人员的效率型、时局型，面向主妇的贞淑型，面向少女的活泼型，美其名曰“国策型淑发”。为了支持战争，国民自觉对日常家庭生活精打细算，不论男女老幼积极“储蓄报国”，购买“报国债券”，同时，实行冠婚葬祭仪式的简单化，“节约一根羊毛也是对皇军的感谢”，“睡觉的时间也是奉公”（出于节电的需要而改变晚睡习惯），“国家需要资金，即使只喝稀粥也要储蓄”之类的口号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