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虽然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但是往往不够严格。人们在选择继承人时，首先想到的是家族的利益。为了家业的延续和发展，往往不唯长幼顺序，而首先看是否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才干，若以无能不才的长子做继承人有可能危及家业的话，宁可废嫡而另择他人。日本注重继承人选择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当亲生儿子缺乏继承家业的能力时，就选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取而代之。日本人家庭的养子中，以婿养子最多。婿养子就是通过招婿而成为养子的人，其身份既是女婿，又是养子。在中国，只有“赘婿”，而没有婿养子，由“赘婿”变成养子、进而继承家业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婿养子则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赘婿”。女婿上门后，改称妻家的姓，就成了养子，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妻家的家系与家产，成为名副其实的继承人。女婿与养子可以合二而一，实在是日本人的独特发明，反映了日本人重家业而轻血缘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养子，如政治家岩仓具视、军事家大村益次郎、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社会活动家大山郁夫、实业家古河市兵卫、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等等。

在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强调的是“血的共同”，人们皆以家族内部血关系的延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火的延续为重。在无子嗣的情况下，虽也是以收养养子的形式继承宗祧，养老送终，但必定是“异姓不养”，通常是采用过继的方式，即在本家族内部进行调节，取同姓中辈分相当者，以维护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洁性。显然，中国人收养养子的目的只是用于弥补血缘关系的缺憾，以解断嗣之忧。血缘传承的重要性加强了家族的封闭性，不论多么优秀的家族，都难免出现不肖子孙——或是不务正业、挥霍家产的败家子，或是不善经营的迂腐之辈。祖辈千辛万苦积累下来的财富和家业大多因此而衰败。所以，在中国，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店和老企业堪称凤毛麟角，许多先进的工艺技术难于长久推广，以至失传，这种现象似乎成了中国家族的发展规律。对于这种结局，仅仅归咎于政治动**、社会动乱怕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的养子制度则巧妙地避免了中国家族的这一致命弱点。日本人重视的是以家业为中心的家族经济共同体的利益，所以血缘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家业继承人的选择，可以不必受血缘和系谱关系的限制。甚至血缘系谱可以人为地进行调整，以适合家族经济共同体的运作和维持。以养子或婿养子继承家业这一做法实际上在人的因素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形成了优选制度，使人们能够以品德和能力标准来选择家业的继承人。尤其是招婿养子，大多是在当事人成年之后，因为要赋予其继承家业的重任，所以，要根据其才能和品德进行选择和安排，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子孙的不肖而带来家业的衰败。因此，在日本“富不过三代”的现象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拥有百年以上，甚至几百年经营历史的企业、商店却到处可见。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以养子继承家业的事例：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虽然有儿子，但是却选择了婿养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将公司交给了婿养子松下正治（本姓平田）；丰田汽车公司的第一任社长丰田利三郎（本姓儿玉）便是丰田家族第一代业主丰田左吉的婿养子。更不用说老牌企业集团三井和住友，从17世纪创业起到战败解散财阀为止，之所以维持300年而不衰败，某种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养子继承家业。如果把具有同族关系的企业都包括在内，恐怕在日本很难找到没有养子和婿养子继承的家族企业。在日本传统技艺、民族艺术领域，经历一二十代家传而不衰的现象更是比较突出。如歌舞伎中的名家——成田屋从17世纪下半期至今已传了12代，其中有6代是以养子或婿养子继承（第3代、第4代、第6代、第7代、第10代、第11代）。再如茶道中著名的流派里千家传16代而不辍，其中也有养子继承的。正因养子和婿养子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许多传统的民族艺术、民间工艺虽时代久远，也能流派分明、脉络清晰地保存至今天。因此，有人说日本人以养子继承家业的做法是“富过三代的秘方”[3]。当然，我们谈论以养子继承家业的有利之处，并不是说由养子（包括婿养子）继承家业的会多于亲生子继承者，事实也恰恰相反。但不能否认，正因为有了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做法的存在，在关键的时候往往对家业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延续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