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商人三井家族第三代家长三井高房根据京都、大阪50家町人的盛衰，作《町人考见录》，其中以某些町人家族由盛而衰，“父亲劳苦，儿子行乐，孙子讨饭”的事例，提醒人们注意子弟的教育。所以，在三井家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规定：“同族之小儿要于一定年限之内享受与店员一样的生活待遇，在管家监督之下劳动，不得享有主人的待遇。”“己不通其道则不能率他人，家族子女宜从学徒做起，习熟事物，渐达深奥之际，则于支店代勤，实地任职。”在日本有“实业界泰斗”之称的涩泽荣一曾指出：“子弟教育关系到家道之盛衰，故父母尤要慎重待之，教育之事不可忽视。”1891年，涩泽荣一亲自主持制定了涩泽家宪。在道德品质方面，涩泽对子女的要求大到“不断增强爱国忠君的思想”，小至“口舌乃祸福产生之因，故虽片言只语不可妄言”。在修身治家方面，涩泽要求子女以孝事父母，遵守长幼之序。除此之外，涩泽专门规定了“子弟教育的方法”，内容包括：子弟满8岁就要辞退保姆而附以严正的监督者；要使子弟自幼小之时知世间之难苦，养成独立自活的精神，男子外出时尽可能步行；子弟满10岁以上，虽可给予少量零花钱，但要严格按其身份定其额度，会计要予以注意并监督之；凡男子至成年之前，要与大人区别对待，衣着必着棉服，器具尽量以质素为主，只有女子外出或接待客人时方可穿绢布做的衣服。涩泽荣一是近代日本有名的实业家，可谓腰缠万贯，但是对子女不娇宠，不溺爱。涩泽荣一尤其注重对男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男子13岁以后，要在假期与品行端正的师友同行到各地旅行”；“男子的教育重勇壮活泼，常存敌忾之心，修内外之学，使其养成在究其事理之后，忠实遂之的精神”。[4]三井家家训和涩泽家家宪只是日本人注重对子女教育的一个缩影，一家之兴亡在于子孙，人是延续家业的根本，所以，一般日本人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锻炼。作为父母，不仅要把生存的技能教给子女，还要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出于维护家业的需要，一般家族对将要继承家业的长子更是严格要求，重视对他们在教养和掌管家业的资质与能力方面的培养。有的家庭甚至要求长子要到外面做一段时间雇工，以接受锻炼。被誉为“摩托车之父”的本田宗一郎小学毕业就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从背孩子、擦地板做起。对于那些作为家业继承人的长子说来，拥有家业继承人的身份，或者继承了家业并非万事大吉。他们要明确自己所继承的家业只不过是来自祖先的“寄存品”，丝毫不属于自己。他们的任务就是保管好这份“寄存品”，再完好无损地传给子孙。“寄存品”意识促使他们时时刻刻勤劳敬业，不可懈怠。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有使家业得到发展，家产有所增殖，才能算是成功者，而只靠祖上积攒，凭遗嘱继承家业，死守老铺或靠店租、债利度世的人，属迂腐无能之辈，被鄙为“靠牌位吃饭”和“不知天命”的人。因此，要做一个合格的家业继承人，必须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努力进取。

家业继承人，实际上就是新一代家长，他们是家族的一时的代表和物质与精神产业的管理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过父祖手中传下来的家业再传给子孙。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下，家长虽有很大权力，但是他本人也必须置身于家族利益的约束之中，不仅要求家族成员服从家长的权威，还要求家长自觉维护这种权威。不少家规、家训中都不乏对家长行为的规定。比如，安田家宪把家长作为一家之典范，“主人乃一家之模范，我勤众何怠，我俭众何奢，我公众何私，我诚众何伪”。土仓家家宪写道：“主人是一家之模范，要比他人多勤劳。”爱知县的伊藤家家宪中特别强调：“家庭的风波多生于主人的**邪，不溺酒色则身家共全，故宜尊奉五戒。”本间家家宪规定：“了解世态人情以养身心乃治理一家之要事，故宗家之子须漫游全国”，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促进家长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经营才干。如果家长不胜其任，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如大阪药材商兼墨商若狭屋的家宪规定：“继承家业之人，即使是总领，若不热心商卖，对父母不尽孝行，品性放纵，则在家中协商基础上，令其改名隐居。”三井家家训也曾规定，无能者虽为总领（家长），也要与其断绝关系，令其出家。住友家家训要求家长“谨品行，重德义，对不堪维持我一家之任者，虽嫡子亦废之”。诸如此类的内容反映出，家长的言行品德是多么重要，作为一家之长，首先要成为一家的楷模。这是家业兴旺发达的保证。以发明清酒而闻名的关西富豪鸿池家就有罢免家长的实例。在明治维新后，家长第十代鸿池善右卫门不思进取，整日沉湎于俳句与风流之中，不仅影响了家业经营，也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鸿池家经过集体决定，不得不让其隐居，并在稍后制定的《鸿池家宪法》中写进了“如果蔑视家名或损害了家产，可依据誓书之明文，废除家长之名义，并使其退身”的条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