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训的内容涉及修身做人、勉学成才、治家之道、交友处世，其核心与精髓是对子孙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家训没有涉及经济问题的内容，只是它无法与道德伦理的内容相比，有些本身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往往作为伦理道德的一部分而被提出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礼节欲、重义轻利的特征。

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的，家训的制定也是出于延续家业的目的，被运用于家业管理。这一特点使得家训能够适应社会阶层和家族制度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而长期存在，并发挥有效的作用。家训的内容不仅停留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具有现实的约束力。

与中国官僚仕宦家训居多这一点不同的是，日本的武士、商人家训比较发达。而武士与商人分别处于“四民”之首与末，两者之间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其人生观、价值观截然不同，在家训的内容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是寄生阶级、特权阶级，同时在武士阶级内部又有着严格而复杂的等级秩序。处在各个等级序列上的武士唯有忠诚奉公，才能根据按家格确定的固定数量从主君那里领取禄米，他们离开了主君就无以为生。对于食封食禄的武士来说，实现领地内统治的安稳，就能保全家业，因而武士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维护“奉公”这份家业而展开的，故武家家训最强调的是事主以忠，“对上忠信，对祖先尽孝”之类的训诫及与此有关的伦理道德的训诫是武家家训中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日常用度、衣食住行、作战指挥、武具装备、家臣管理、为人处事等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要求。

若从实用性来讲，商人家训要比武家家训更具典型性。商人以商贾买卖为业，他们虽没有与将军、大名之间的主从关系的约束，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实力闯世界，但在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之下，能够开创一份家业并在社会上立足实属不易。要维护这份家业，仅靠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商人们虽也提倡服从朝廷、幕府，强调奉公意识，却远远不及武士那样强烈。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家业长久延续下去，十分注重经商致用之道和治家理财的经验，希望得到子孙后代的认同与遵守。所以，与中国官僚仕宦家训偏重道德训诫这一点不同的是，商家家训更多体现了治家传家方面的实用因素。如“正直经商”是商家的信条，如何“正直”？各家家训都有自己的规定，在此仅举几例：

要选购优质商品来贩卖，切勿购入劣质商品。（《山中家慎》）

金银、米谷、药材等商品，绝对不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若狭屋掟书》）

对待买一钱商品的顾客要比对待买百元商品的顾客更要热情。（横须贺杂货屋《商训》）

商品的良否要明确告诉顾客，不得有一点虚假。（《高岛屋家训》）

再如，“俭约传家”是商家家训必不可少的内容，不仅是简单的说教，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规定。如：“店内生活万事宜行简素，朝夕食事一菜一汤，不许喝酒”（《住友长崎店家法书》）；“虽家富而安于绵服疏食。裁缝之事一切必家内自办，不可委托他人”（《滨口家家宪》）；“日常饮食，朝夕饭米一年定为一石八斗，如杂以蔬菜与大麦食之，则一石三斗足矣”（《岛井宗室遗书》）；“平素在店内只穿棉布衣服，腰带也勿着绢物”（《伊藤吴服店家训》）。对居家生活、日常用度做出细微规定，有人评价商人这种节俭的生活“极像早期的新教主义”[4]。

像上述这样既具体又实际的家训内容，对家族成员有着切实的约束力，难怪不少家训在制定的同时即规定对家训要熟读、牢记，如商人岛井宗室要求家人“每日诵读两至三次，不可丝毫忘却”，鸿池家规定“每月9日与规定之日，集合全体手代（管家），即席诵读，并盟誓遵守”。使日本的家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家法的性质，且在家训中处处体现出一种浓浓的家业意识。即使是涉及家族成员道德培养的内容，也染上了鲜明的经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