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尽管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富有哲理、充满启迪的家训文献已经跨越了家族的界限，衍化为全社会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并与治国理念得以统一，但家训始终是用以规范家庭成员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的准则，并未脱离家庭教育的范畴。中国家训的社会功能只是相对的、客观性的存在，即制定家训的主观意愿并未直接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家训与中国的家训有很大不同，通读日本的家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治世的内容，在一些家训中治世的内容甚至远远多于治家的内容，其中武家家训尤为典型。这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其社会组织与家族组织是融为一体的。不论是幕府前期的“族”，中期的“大名领国”，后期的“藩”，都是建立在血缘、拟血缘关系之上，并以主从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集团。这种集团对于武家社会而言是作为“家”而存在的，“家”对于幕府是社会基本单位，对于武士是基于主从关系的归属，是构成武家统治的政治单位和经济实体，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在这种“家”中，“私”的家庭生活只是其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奉公——为主君服务的社会生活，即治世任务远远重于教育血缘家庭成员的治家任务。

于是，作为武士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载体的武家家训中就体现出齐家治世融会贯通的显著特征，治家与治世、治国密切相连，甚或可以说治家就是治世、治国，治世、治国也就是齐家，两者是相通的。因此，在武家家训中，与大量的治世之训相比，有关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训诫反倒不多。如战国武将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的99条家训内容中，只有“父母不可不孝”“兄弟不可稍有轻慢”两条是此类内容。安土桃山时代著名的武将岛津义久所做的《岛津义久教训》全部20个条目中，有15条是谈为君者如何“使民”，只有5条涉及如何做人，根本没有涉及家庭内部事务。

最能体现家训治世功能的就是战国家法。战国家法（也称分国法），是战国时代各大名领国制定的法律。由于当时的大名领国实际上是以大名及其家族为核心的家臣集团，是家族的扩大，故国法就是家法，家法又等于国法。战国家法虽从家训发展而来，但比家训更为严格，更具实际操作性。江户时代以后，战国家法发展成为各藩的藩法，进一步体现出武家社会“家国一体”的特征。

分析了武家家训后，再来看看商家家训。在身份制度下，商人虽有财富，但没有社会地位，商人制定家训完全是为了自律，目的是维护家业并使其延续。从主观上来说，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商人家训不可能有“治世”功能，但由于商人集家族组织与经营组织于一身的经营特点所决定，商人家训也在客观上具有明显的社会功能，其表现就是在有关家庭成员行为规范、处理家庭关系准则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经商原则的规定。江户时代中后期，出现了很多店规、店则型家训，内容已不局限于家族事务，而是对店铺经营管理做出具体规定。店则型家训虽然因家而异，但基本内容涉及遵法、信用、商才、俭约、和合等。由于近世商家的家政与店铺开始分离，此中已经孕育了近代企业的萌芽，上述家训内容中体现出的经营理念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仅为当世商人遵守，为资本主义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对近代企业经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商家家训独特的社会功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