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家训的作者，非饱读经书的宿儒，就是久经官场的老臣。这些人不仅涉世颇深，而且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下，诗书文章的水平与个人仕途紧密相连，因此以官僚士大夫为主要作者的家训多为佳作美文，文采飞扬，其中不乏入木三分的分析，切实可行的忠告，精彩的至理名言，体现出中国诗书传家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比较而言，日本的家训不论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编撰形式方面，都难以与中国的家训相比。熟悉中国家训的人再读日本家训，会感到语言苍白，不成体系，可读性较差。历史上，武士阶级统治了日本近七百年，他们不仅掌握权力，也掌控教育，武家家训的编纂水平可以反映日本家训的整体水平。武家家训往往不拘形式，有的是郑重的书状，有的是遗言或谈话记录，有的甚至写在匾额或壁题之中。

从体例来看，有的只是寥寥数条，如战国武将加藤清正制定的《加藤清正掟书》只有七条：[3]

1.奉公之道不可大意。

2.在外游乐，仅限于猎鹰、鹿狩、相扑。

3.衣着只穿棉布，于衣饰耗费银钱，以致家计困穷，当判其罪。

4.与同僚交往，一主一客之外，莫置旁人，食用糙米。

5.作战之法，为侍须知。有追求奢华者，当判其罪。

6.禁止一切舞蹈游艺。操刀只为杀人，万事系于一心。是故，有武艺之外执刀习舞者，命其切腹。

7.学问须精励。要紧在读兵书，励忠孝，禁止读诗作歌。

这样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条理可言，随意性很强。也有的家训篇幅很长，如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洋洋99条，没有分类轻重，大到侍奉主人、修习弓马之道，小到武具装备、豢养马匹，事无巨细，皆有涉及，各条内容缺乏逻辑上的联系，杂乱无章，让人感觉家训作者没有具体、清晰的思路，想到哪写到哪。

从修辞来看，更缺乏文采，大多叙述直白。如战国武将多胡辰敬在家训中强调“家”之团结和睦的重要性时说：“家如房舍，一家之主为房顶，亲属为横梁，家老、代官为柱，奏闻、传达者为大门，家中往来奔走之佣人为内门，其他人为庭中草木篱墙，百姓为榻榻米铺板。欠缺一处，则家不为家。”语言极为简单平实，毫无修饰及夸张。《今川了俊制词》是武家家训的代表作，作者今川了俊是室町幕府时期的武将，也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和歌诗人。该家训后来被作为庶民的道德教科书和习字课本广泛使用。全文23条内容均是家训作者的人生经验之谈，只是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更谈不上思想性，有的内容还前后重复。或许由于该家训最初是写在墙壁上（因而称《今川壁书》），不是一气呵成写完，因此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

武家家训的编撰与写作水平是与当时武士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关系的。武士最初多来自社会基层，赖以生存的是武力，对弓马武艺的追求远远超过诗书文章。尽管他们在成为统治阶级后逐渐认识到修文与尚武同等重要，但环境的局限及其社会现实的需要，使武士很难具有中国士大夫那种深厚的知识修养。江户时代实现了数百年和平，武士得以利用掌握的文化资源接受教育，以丰富修养，许多人转变为知识分子，但尚武毕竟是武士的最高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日本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幕府时代又是严格的身份制社会，不存在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就没有必要在饱读诗书、做精美文章上下功夫。因此，相对于文辞来说，武士更重视行动。当然，从发展的眼光看，武家家训的水平也随着武士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高，例如，江户时代中期的典制学者、幕臣伊势贞丈所做的《伊势贞丈家训》就分门别类进行阐述，语言明显丰富起来，思想性也大有提高。著名的朱子学者室鸠巢撰写的《明君家训》更是引经据典，思想深刻，讲述作为家臣的行为规范，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广泛发行。尽管有一些家训名作，但总体来说日本武家家训的编撰水平很难与中国的士大夫家训媲美。

近代以后，武家家训随着武士阶级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商人家训取而代之成为近代家训的主体。随着近世以来庶民教育的发展，商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商人家训在思想内涵上丰富起来，在文采方面明显改观。如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在“家训之铭”中告诫继承人：“主人乃一家之模范，我勤众何怠，我俭众何奢，我公众何私，我诚众何伪”，该家训意义深远，充满哲理，表述也很到位。再如，生产酱油的茂木家将家训编成“忠孝带”这一教训歌：

每天将这腰带，好好系整齐。

重要的是注意，不让它松落。

干了又干，仍干不完，工作就是这样。

做了又做，一做到底，幸福便在其后。

被称为日本实业界泰斗的涩泽荣一亲自撰写《涩泽家家宪》，在“处世接物纲领”“修身齐家要旨”“子弟教育方法”三则下，分别进行教诲，表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堪称近代日本家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