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国历代的传世家训，尽管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即以官僚仕宦家训为主，不少作者是正史中立传的人物。而由于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阶层更替的缘故，家训遍及日本各色人等的“家”之中，贵族、武士、商人、农民之家皆有之。

皇室、贵族家训 有“古今家训之祖”之称的《颜氏家训》在问世一个半世纪以后，日本也有了第一部家训——奈良时代吉备真备（695—775）所撰的《私教类聚》。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和遣唐副使两度到唐朝，并在唐朝生活二十多年，后官至朝廷的右大臣。《私教类聚》为吉备真备晚年所作，原文虽已散失，但通过各种书籍逸文的记载，也可知其大概。文中多处引用《论语》《礼记》《史记》等中国典籍的内容，并倡导儒家思想和佛教，宣传忠孝之道。《私教类聚》以后，陆续在皇族与贵族中出现一些对后代的训诫。比较有名的有宇多天皇于897年让位于12岁的醍醐天皇后，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而书赠新天皇的《宽平御遗诫》，它一直被后来的天皇奉为金科玉律。此外，还有朝廷大臣菅原道真（845—935）的《菅家遗训》（一说是伪书）、贵族藤原师辅（908—960）的《九条殿遗诫》，等等。不过，皇室与贵族家训的特点一是数量少，二是内容简单，尚未形成体系。自平安时代开始至整个幕府时代，皇室与贵族势力（即所谓“公家”）逐渐衰落，造成日本历史上皇室、贵族家训没有发达起来。

武家家训 进入幕府时代，掌握了政权的武士仿效贵族社会的做法，开始制定家训。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出于武士自身教育的需要。在幕府建立以前，受教育是贵族社会的特权，除去贵族出身的武士之外，多数武士都疏于文道。在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加强自身道德和文化修养成为当务之急。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武士团是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建立在血缘的和模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主从关系是武士团的纽带，必须以一定的规范来约束一族成员，家训即起到这样的作用。初期的武士家训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注重道德训诫。自镰仓幕府末期至室町幕府时期，社会动**，武士集团内部纷争不断。面对严峻的现实，作为家族内部行为准则的武家家训开始转向实用主义，家训的内容趋于具体，切中现实。《菊池武茂誓文》《竹马抄》《今川了俊制词》《伊势贞亲教训》等都是如此。战国时代以后，日本各地处于割据状态，大名领国的“家”与“国”融为一体，既约束家族成员也约束家臣的“分国法”（亦称战国家法）开始出现，国法与家法实现了统一。《伊达家尘芥集》《武田家甲州法度》《今川假名目录》等是战国家法的代表作。德川时代天下统一，随着社会趋于安定，家训的风格也为之一变，家训中明确体现出治国安民的思想，对家臣品行的要求超过了对“弓马之道”的强调。

商家家训 近世社会严格的身份制度加深了社会对商品经济和商人的依赖，商人因此势力大增。但是，商人被置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在严格的身份制度束缚下，他们对得来不易的家业与家产格外珍重，延续家业的愿望之强烈丝毫不亚于武士，故武家社会以家训治家的传统被商家广为接受。商家家训开始引人注目是在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在“元禄繁荣”中发了家的富商纷纷制定家训，其作者或主持制定家训的人一般都是奠定了家业基础的初代（家业创始人），或者是扩大了经营规模、实现了家业振兴的人（日本人习称中兴之祖），他们将自己的经营理念、生活信条总结成文，作为家训传与后人，以期家族世代繁荣。三井的《宗竺遗训》、住友的《住友总手代勤方心得》《鸿池家家训》都是此时期商家家训的代表作。在商家家训中反映出的不仅是道德观念、经营理念的抽象说教，而且有防止家产分散、家族成员生活准则、家业运营与管理、与佣人的关系的具体规定，颇具家法的色彩。随着商家经营规模扩大，家政和经营渐渐分离，作为家训副产物的店规、店则也随之产生。但当时的经营与家政的分离并不彻底，所以家训与店则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往往在家训中包括店则，在店则中也有家训的内容。商家家训既受武家家训的影响，也反映了庶民阶层的价值观，而且数量多，流传广，在日本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农家家训 到江户时代，一些农民家庭也有了成文家训。但农家家训与武家家训和商家家训相比，数量少且不普遍，主要存在于富裕的上层农家。农家制定家训的目的与武家和商家同样是希求“家”的长久延续与家业繁荣，所不同的是因为身份制的限制和职业的关系，农家强调的是“我家常以锹镰为职”[1]，注重把农业知识和技术传与子孙。

由上述可见，日本的家训肇始于皇族与贵族社会，发达于武家社会和町人社会，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论，以武家家训与商家家训最具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