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中国宗族社会当中，血缘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维护血缘秩序的规范——辈分应运而生。辈分虽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但“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它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意义”[9]。辈分在宗族结构中的意义在于：第一，辈分体现了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度，意味着家族内部的权势划分，辈分高者为尊，辈分低者为卑。这种等级区别不会因年龄而改变，尊卑关系永远不得混淆；第二，辈分是族人履行个人在血缘等级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抚养义务的轻重，荫庇的大小，政治荣誉的得失，法律惩治的宽严，赋役的多少，继承权等，无不与辈分所代表的亲属关系远近、亲疏有关，传统的五服制度就是辈分原则的集中体现；第三，辈分也是决定收养、继承、婚姻等事宜的关键，尤其是立嗣必须选择辈分适当的人，在收养养子的原则上，与“异姓不养”并重的是“昭穆”相当。

古往今来，辈分紊乱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人伦之大忌。但是这一伦理观念在日本就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古代皇室、贵族的**婚配便说明，古代日本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尚未彻底摆脱原始群婚，当然也就没有严格的辈分意识。日本人以隋唐为样板制定律令的时候，也把昭穆制度写进法律，不过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在现实生活中倒错辈分是普遍现象。如《养老令》的“户令”明确规定：“凡无子者，听养四等以上亲于昭穆合者”，但《养老令》的官撰注释书《令义解》把“昭穆”解释为：“谓昭者为父，故曰明也。穆者，敬也。子宜敬父也。”于是，昭穆制度中规范血缘秩序的实质内容就被忽略不计，只剩下“子宜敬父”的道德约束了。当时日本人的习惯是，如果在近亲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便选择年龄相差15岁的弟弟或堂弟做养子。据9世纪后期编纂的《令集解》载，“今时人，多以己亲弟、从父弟等为养子”。《令义解》对此解释为，“凡取养子者，年齿须相适，……男子十五听婚，既定夫妇，理当有子。然则年十五者，则于三十者，有为子之道。年四十者，则于二十五者，有为父之端”，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眼中，相差15岁的兄弟就有为父为子之道了，变兄弟为父子乃是正常的收养行为。根据对日本古代贵族系图《尊卑分脉》的考证，“到平安时代中后期，这种无视血统、辈分的复杂收养关系不胜枚举”[10]。如平安时代后期左大臣藤原赖长做了其兄藤原忠通的养子，其后赖长的儿子藤原师长又做了其祖父藤原忠实的养子。这样，如果从藤原赖长这里说，藤原师长是藤原忠实的孙子；可如果从藤原忠通这里说，先把弟弟作为养子，那么，养子的儿子复又成为自己父亲的养子，也就是说，藤原忠实与藤原师长又从祖孙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

紊乱辈分的现象是与儒家礼教格格不入的，而且这种现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尤其是在近世严格的“家”制度下，成为继嗣延续的重要补充手段。如在德川幕府十五代将军中，正常的继承（子继父）只有七代，其他则全部是由养子继承。较为典型的是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七岁早夭，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第五代藩主吉宗便被选作养嗣子继任了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不仅年龄要大于其养父25岁，而且论辈分属于祖父辈。因这种年龄大于养父母的“年长养子”或辈分高于养父母的“尊属养子”严重违背人伦，故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为幕府和各藩禁止，但孙辈作祖父养子的则不稀罕。江户时代儒学家、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就是父亲虽健在，但被祖父收为养子，从而继承祖父的武士家业的。另一儒学家熊泽蕃山（本姓野尻）也是从小被作为外祖父养子而抚养，长大继承其家业的。与祖孙养子相比，以弟弟作哥哥养子的更为常见。比如，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因无男性子嗣，便以其弟足利义视为养子，没想到不久其妻又生下男孩足利义尚，足利义政遂欲改变原来的决定，立亲生儿子为继承人。当时，任幕府重职三管领之一的武将畠山家也面临着同样情况：畠山持国因长期无嗣而以同父异母弟畠山持富为养嗣子，不想40岁时，得一妾生庶子，便立其为继承人。于是，两位继承人及其支持者展开了殊死争夺。将军家与重臣家的继承人之争搅在一起，最终酿成长达十年、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战乱——应仁之乱。近代以后，“不得把尊亲属或年长者收养为子女”被写进《明治民法》，但祖孙养子、兄弟养子仍存在，并得到法律的承认。如财阀三井家总领家第十代家长三井高栋（1857—1948）本是第九代家长三井高朗的弟弟，因为三井高朗体弱无嗣，他便当了长兄的养子，于是二人由兄弟变成了父子。

中国人对辈分秩序的重视与日本人辈分意识的欠乏，源于对“代”的不同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代”是依据人类血缘关系的繁衍而划定的，所谓同辈，即指兄弟姐妹，上一代，肯定是父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种客观存在的辈分关系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不仅是法的规范，也是礼的规范。而日本人所说的“代”是按家业继承情况而划定的，因此即使是生就决定了的人伦关系——祖孙、父子、兄弟，也可以因家业继承的需要而改变之，在这里，根本见不到“礼”对日本人的约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十足的功利主义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

由于家业永续观念和长子继承制的存在，人们最关心的是家的纵向延续，因此，日本人的祖孙一体的概念，不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形态上，都是指纯粹的从祖先到子孙的一脉相承，相同辈分中的横向关系则受到排斥。从家族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家族被称作“直系家族”。为了昭示家族的传承，日本人使用“祖孙连名制”，即祖孙袭用同一个字来命名，这种独特的命名系统与中国人使用辈字标志辈分的做法截然不同。例如，室町幕府历代将军的名字如下：

尊氏——义诠——义满——义持——义量——义教——义胜——义政——义尚——义伊——义澄——义晴——义辉——义荣——义昭

仅仅通过这一连串名字，人们无从知晓这些称“义”字的人的辈分，中国人很容易误认他们是同一代人，而实际上从辈分上说，这十五代将军属于八代人，时间跨度为235年！可见日本人只注重世系的延续，而没有中国人那种严格而明确的辈分概念，实则重视家的整体，忽视个人的存在。日本人还有一种与此相关的世袭家名传统，即在一些名门世家，为了保持家族的荣耀，由子孙代代承袭同一名称。如传了12代的歌舞伎中名家成田屋的“市川团十郎”，茶道里千家传了16代的“千宗室”等。这种现象说明祖辈的名字已经成了家业的象征或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个人即使存在，也完全被淹没于家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