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姓有名，姓与名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标志。在不同的国家中，姓与名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在姓名的排列上，西方人是先人名，再父名，最后是家名，从中反映出西方人个人至上的特点。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姓代表了家族的徽号，祖先的荣誉，子孙的延续，被作为一个人的根据而不得更改，所以中国的传统是先族名，再辈名，最后是人名，可见中国人注重的是家族与家庭。与中国人重视姓这一情况相类似，日本人重视的是家名。中国的姓与日本的家名，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同一称呼将祖先及其子孙贯穿起来，具有唤起超时代的联系感的作用。然而，两者不同的是，家名是依附于家的称呼，只要某人属于或可以继承某个家，那么，他就与家名有关；中国的姓则是附属于个人的称号，家不外是同姓者形成的集合体，因此，“日本人从家名所想到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祖先遗业的结果，中国人由姓所感觉的是在自己或同族的体内有继续存在的祖先的生命”[10]。

日本的传统家庭是以家业为核心的，其外部特征就是家名。家名本身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是超世代的、长期的代表一定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正因为日本传统家族制度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才产生了家名。谈到日本人的家名，不能不谈日本人的姓名。在日本家族史中，家名和姓名曾经是相通的，日本人姓名的历史，实际就是家名的历史。如上所述，“姓”这一字眼，早在大和时代就已出现，不过此时的“姓”与一般理解的姓名是不同的概念，它不是用于区分血统，而是贵族身份尊卑的标志，在古代社会里人们用来区分血统的不是“姓”而是“氏”，大大小小的氏集团是大和国家的社会基本单位。大化改新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氏集团逐渐分裂为以家族为基础的一支支小的集团，每个集团都以特定的称呼（多根据官职、历史地名，或根据自然现象、地理地形命名）称之，家名即来源于此，而且最初只是在贵族中使用。武家社会形成后沿用了这种做法，并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不断的移居使这一做法在地方上也流行开来。在日本封建社会，拥有家名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平民百姓只能称名而不能称姓，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德川幕府为了维护统治，对于一些忠于职守的町村官吏和对反抗幕府的人揭发、告密者及有捐款等突出表现者，作为表彰，允许他们拥有“苗字”，极少数平民因此而有了家名，一些商人也开始用屋号作为商家的标志，至于广大平民百姓拥有作为家名意义的姓还是在明治维新后作为贯彻四民平等的措施才实现的。不过平民百姓多是取地名、住所、田名为姓而称其家，没有姓近卫、鹰司、西原寺等贵族姓的，更没有姓德川、松平、岛津、毛利之类领主姓的。所以，家名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世、地位和家族的历史。

家名附属于家而非个人，故与它相联系的不是家的生物性延续，即家名断绝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断子绝孙，而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的消亡。对于武士来说，家名断绝是指被取消了封禄，对商家来说则可以理解为屋号消灭，意味着经营破产。显然，家名代表的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由于个人的存在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而是作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而建立并维持的。也就是说，家名是先祖以来历代家庭成员努力的结晶，是家庭成员生命的一环，与人们身份、地位、荣誉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作为家长代表家名或作为家庭成员享有家名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同时，因为家名断绝是“家”的最悲惨的结局，家名很容易被子孙的懈怠或劣迹所破坏，故维持家名这一珍宝，使之代代相传便是家庭成员的首要任务。在日本家族史上，家名极受珍重，并有不少保护家名不受损害的措施。比如，剥夺家名使用权是对有不端行为的家庭成员的最严厉的处罚手段，《结城家法度》规定，“对不忠者要与其断绝关系，削其名字”[11]；又如，千方百计维护家名的尊严，只有家督继承人才有权继承家名，而不得他人染指，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诠曾指令丰后国守护大名大友氏，“大友名字乃能直（大友氏初代）以来总领之号，故庶子随意自称之甚无理由”[12]，因此，总领家之外不得称大友氏，而只能称诧磨、志贺等别名，德川时代的富商三井家的家训《宗竺遗训》也明确规定“次男以下分家之时，不得使用三井之家名”[13]；再如，家名世袭（袭名制）的习俗，即子孙代代承袭同一名称，只称第几代，这一习惯大多用于商家、艺能家，如歌舞伎中著名的宗家——市川家，代代都称为市川团十郎，从17世纪下半期至今已传了十几代。一些从大商家发展而来的财阀家族的家名也有类似之处，如三井财阀从17世纪起至战败为止凡11代，总领家的家长一直称“三井八郎右卫门”，住友财阀的本家则袭称“住友吉左卫门”，鸿池财阀的家长称“鸿池善右卫门”，这些措施充分反映出家名的重要及人们对家名的极度珍重。

最能反映日本人重视家名的事实是家徽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所谓家徽就是家的标志。在历史上，欧洲的贵族或神父虽有家族或集团的徽章，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家族的象征——家徽（日语称纹章）。

家徽最早问世于平安时代的公卿贵族当中，最初是用在他们上朝或参加社交活动时所乘车辇的所用道具上，还有的织在衣服上，以区别彼我。后来，随着贵族社会注重门第之风日长，家徽便作为家族世系的标志展现在正式场合及公众面前。武士阶级兴起并掌握政权后，家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示出来，在频繁的战争中，为区别敌我，武士们受到贵族家徽的启发，在战旗、武具、车棚幕布乃至衣服用具上印上家徽，对于出生入死的武士来说，家徽既是一种标志，也是祈求保护、诅咒敌人的精神寄托。到了德川时代，天下太平，幕府为了维护统治，制定了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即使在武士阶级内部也等级森严，告别了战争的家徽从此又成了身份的象征，在“参觐交代”或举行登城等公开仪式之际，大名、武士必须穿上印有家徽的服装，使人们对其身份一目了然，大名、武士也只能根据各自的身份施以不同的礼节，并得到不同的待遇。家徽最初只是植物、数字等简单的图案，后来渐渐演变成与家的信仰有缘或与家有关的图案，偶尔也有根据传说绘制的图案或由君主授予的图案，因此，植物、动物、文字、自然现象、花纹，家徽的图案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最后竟多达1.2万多种。[14]

家徽以美的形式浓缩了“家”的名誉与荣耀，象征着家世，其作用颇似中国的家谱。所不同的是，家谱是对家系的文字记录，而家徽则是非语言文字形式表示家的存在的标志，对人们有着无声的约束作用。身穿有家徽的衣服，使用有家徽物品，不必通报姓名，他人就可知晓他是谁家的人，所以，家庭成员都要维护自己家的利益和形象，行动上小心谨慎，不致因个人行为的不端而玷污家的名誉。

家徽作为家族门第的象征、家名的直接表现，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它是维护家族荣誉的精神武器，在人们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正因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家徽的使用范围逐渐超出皇室、贵族和武士，在平民中也开始使用。比如，商人们积极采纳武士以家徽志家名的办法，把家徽印在“暖帘”上，作为商号来使用。商号具有代行家名的作用，是商家家业的象征，在商人的心目中，印有家徽的“暖帘”甚至比财产还要重要。

对家名的尊重与崇尚，反映出日本人对“家”的依赖，“家”的盛衰荣辱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经过这种家族传统的长期熏陶和家族式社会结构的制约，形成了日本人对集团的强烈归属意识和日本文化的群体性格。人们习惯于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所属的组织或学校，几乎所有大中企业或学校都将社徽、厂徽、校徽制作成大大小小的徽章，佩戴在工装或校服上，不论走到哪里都表明他们属于某个集团。标志代表一个集团的名誉和团结，具有强有力的统合作用，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标志，“家”的传统和对家名的尊重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