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系即家的血统、门第，是每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根据，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重家系在日本有着久远的传统，其根源，最早可溯及大和时代的氏姓制度。氏姓是古代日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它以氏区分贵族血统，以姓鉴别等级高下，维持统治秩序。氏姓，在古代史书中一般都同时使用，如“物部连”“苏我臣”“倭直”“水取造”，实际这里包含着两个概念，其中“物部”“苏我”“倭”“水取”为氏，而“连”“臣”“直”“造”为姓。氏是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自大化革新前的统治集团，每个集团都崇拜同一祖神，其内部包括氏人（血缘亲属）和部民、奴婢等被奴役者，首领称氏上，各个氏都世袭某一职业，其称呼或氏于居，即根据居住地得名，如葛城氏、平群氏；或氏于职，即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技术得名，如中臣氏（从事祭祀，中臣为神人之中介之意）、物部氏；或氏于族，如秦氏、汉氏，其中以地名、职业为氏者居多。由此看来，氏是职业、世系、血统的标志，称氏的非皇族即贵族。

姓基于氏产生并服务于氏。在中国，“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婚娶，皆为重人伦也”[1]，可见姓的作用在于区分血统。日本的姓则与中国的姓大相径庭，“其姓氏者为人之根本”[2]，是根据贵族的出身世系由天皇下赐的荣誉称号，用以标志贵族的等级尊卑，带有爵位的性质。姓主要有以下几类：“臣”“连”姓赐予天皇后裔和神别诸氏（神别系传说中天孙降临时的五个随从的后裔）；公（君）姓一般是皇族后裔的姓；地方首领国造以“直”为姓，品部的首领以“造”为姓，“首”大多是地方上的县主和村落首长的姓。姓的尊卑标志着贵族地位的高低，得到赐姓是莫大荣幸，一人得姓则恩及全族，且世代相传，若玩忽职守、犯上作乱，则夺姓、贬官。大化革新之后，日本虽然借用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却没有采用中国的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做法，而是沿用所有等级和地位都由出身世系决定的本国的传统，姓仍被作为家系、门第的象征。684年，天武天皇“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3]，实际上得姓者多是旧氏姓贵族。后来，随着皇权的衰落，属于皇裔的“真人”姓的地位也日渐低微，相反，大贵族独占的“朝臣”姓反而青云直上，至平安时代，“朝臣”被作为姓之最，变成权力的象征，像藤原氏那样居高官高位者都以此称之。

从平安时代中期起，朝廷式微，皇权旁落，姓也逐渐销声匿迹，但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它给后来的历史以极大的影响。在氏姓制度下，社会的等级划分是根据出身世系，以姓的尊卑为标志而确定的，姓带来了贵族在朝廷、官府中的爵禄官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级的划分很快变为按照家族式的主从、亲疏来划分。比如，镰仓时代的武士有御家人、非御家人之分，在德川时代的统治阶级内部，根据与幕府将军血缘的远近与关系的亲疏，分为御三家、御三卿、御家门及亲藩、谱代、外样，如何进行这种划分，家系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依据。这种基于家系的等级划分是日本历史上阶级关系的重要特征，因而，家系代表一家之社会地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人们心目中“人无高贵家系，不能出人头地，出人头地者，必有高贵家系”[5]，家系左右着人们的婚姻、仕途、升迁。即使在武士双方兵戎相见时，也要首先通报各自的家系，炫耀一番，然后一决雌雄，似乎家系高贵是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观念：家系是人们立身出世的根本，贵族、武士与平民之间永远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日本封建社会，家系门第观念自始至终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在律令时代只有氏姓贵族才能跻身于公卿之列，在武将秉政时代的幕府更替之中，仍然是只有显贵才能染指将军之位，从来没有家系卑微的人通过战争或者暴力夺得政权、建立幕府的。唯一有所例外的是丰臣秀吉，虽然他足智多谋，威望过人，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却终究未敢染指将军之职，恐怕与出身卑贱——其父只是一个“足轻”不无关系。在丰臣秀吉的政治生涯中，曾极力对自己的家系进行美化，随着他的步步得势，其家名也在不断变化，最初称木下，后改姓羽柴（因敬慕武将丹羽长秀、柴田胜家，各取二人姓之一字为姓），不久又称平秀吉、藤原秀吉，任太政大臣后，便以天皇赐姓的形式称丰臣朝臣，这一过程暴露了丰臣秀吉对自己出身的自卑，也说明他对高贵家系的崇尚，不断更名改姓表面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大名的儿子是大名，足轻的儿子是足轻，水吞百姓的儿子是水吞百姓，乞丐的儿子是乞丐”[6]，权利世袭成为铁的规律，封建社会的结构自始至终都建立在权利世袭制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统治的近270年中，“经历了世界上最严格、并切实地得到加强的世袭制度”[7]。在这种制度下，重门第，子承父业，家族永续的门阀观念为封建家长们霄肝不忘，名门望族互通婚姻，不惜以子女、亲属为“政略婚姻”的工具，以维持长享富贵、世代荣宠的地位，致使社会空气一片浑浊。

正因为家系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以，在日本历史上，颇有些人为了平步青云，伪造家系往自己脸上贴金，更有些人背弃祖先，购买名门家系以炫耀于人，因此，辨别家系的真伪，维护家系的尊严，自然而然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公元5世纪，大和国家的统治者就曾对氏姓的真伪进行过一种叫作“盟神探汤”的“神判”[8]，使假冒氏姓的人受到处罚，维护了氏姓制度的严肃性。为做到对家系有证可查，有迹可依，7世纪初年，圣德太子与诸大臣一起编纂“天皇纪、国纪、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本纪”，该书实际是皇室及诸贵族的谱牒。9世纪初，朝廷针对社会上“新进本系多违故实，或错综两氏混为一氏，或不知源流倒错祖次，或迷失已祖过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为已祖”[9]的情况，主持编纂了《新撰姓氏录》，这部官撰氏族志如同法律，既是选官的依据，也是贵族地位的证明。自此以后，大小贵族群起仿效，追根寻祖，制作系谱（家谱），一时间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南北朝时期，由历任左大臣、右大臣的洞院公定主持编纂了集诸氏系图之大成的《尊卑分脉》，该书记载了中央贵族及其他诸氏的家系。封建社会后期，德川幕府为了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曾两度大规模调查诸大名、旗本、幕臣的谱系，进而编纂了《宽永诸家系图传》（1641—1643年编纂）、《宽正重修诸家谱》（1799—1812年编纂）。官方—朝廷或幕府主持全国规模的修谱，是日本修谱事业的一大特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对家系门第的重视及系谱对于统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些官修谱牒的编纂流传，不仅使注重家族传统的日本人能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家系上溯至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更使后人能够掌握各个家族的发展脉络，从中了解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

明治维新之后，“四民平等”的实现，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华族制度的制定，使旧贵族、藩主等人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军人等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并可世袭，因此，门第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很多人的眼光依然注视着贵族的家谱，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由教育来决定等级地位的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日本人真正实现不是靠继承、出身、家庭背景，而是靠个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还是在战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