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的家族法，否定家对个人的控制，树立与此相适应的家族道德，本应是明治维新的任务之一。然而它却被人为地大大延误，并导致近代日本步入歧途，直到战败后在外力的强制下，这场社会改革的任务才痛苦而又艰难地完成。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随之，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旧的家族制度亦得到清算。1946年11月，公布了《日本国宪法》，就家庭、婚姻等问题在第24条中专门规定：婚姻基于男女双方之合意即得成立，且须以夫妻享有同等权利为基础，以相互协力而维持之；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居住之选定、离婚以及其他有关婚姻及家庭之事项，法律应以个人之尊严及两性平等为依据而判定之。根据新宪法的精神，新民法（194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就有关家族制度的内容（亲属编和继承编）进行了重大修改：首先，废除家制度，户主的权力、家督继承、隐居及有关家制度的内容亦随之被全部取消。其次，改革婚姻制度，保护成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权利；姓氏由双方协议确定；夫妻互负同居的义务。再次，改革继承制度，继承仅因死亡而发生，仅涉及财产继承，而不再有家长权利、义务、地位的继承，并由子女平等继承遗产。最后，保障女性权益，配偶者有不贞行为时，即可提起离婚诉讼，不因其为夫或妻而不同；离婚时当事人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要求分割财产；被继承人的配偶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母亲成为亲权人。战后家族制度的改革，使自幕府时代以来充满不平等的家制度归于瓦解，家庭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一是小家庭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根据1947年12月颁布的户籍法，于1948年开始制定“昭和23年式户籍”，以基于婚姻关系的一对夫妻与其未婚子女为单位进行登录，实行一本户籍一对夫妇原则，子女一旦结婚，必须另立户籍。这样，以法律促进了大家庭的解体，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也称核心家庭，包括一对夫妻家庭、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家庭、单亲与未婚子女家庭）拥有了单独的户籍，从家制度下的大家族脱离出来。此后，随着大家族的分裂及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结婚等原因，小家庭在亲属家庭中的比例逐年提高，1955年为62%，1960年为63.4%，1975年为74.1%，1990年为77.6%，2000年为81.1%，2010年达到84.6%。[12]

第二是家庭规模缩小

战后家庭彻底告别了封建时代的大家族，1950年平均每个日本家庭的人口为5.02人，到1975年，已经下降到3.48人，到1990年，进一步减少为3.01人，2010年，降至2.46人。[13]导致规模缩小的原因，除了小家庭确立和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外，还由于年轻人独立性增强，既达成年就脱离家庭独身生活的日益增多。此外，出生率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的出生率急速下降，每个家庭孩子的平均人数越来越少，1950年为3.60人，1960年3.20人，1970年为2.71人，1977年已经降到1.89人。[14]由于一般家庭至多只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故人们将此称作“长男长女时代”。

第三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在以男子优先、父子关系为本位的家转变为以男女平等为前提、以夫妇关系为本位的家庭以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提高。她们有了结婚、离婚的自由，有了财产继承权，就业比例也逐年提高，[15]改变了过去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形象。虽然传统的“男工作，女家庭”的社会分工并未彻底改变，但是男人应该参与家务劳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6]在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家庭中，都是由主妇“拉着钱口袋绳子”，掌管家计，安排家庭的生活。

毫无疑问，战后日本的家庭已经从传统家族转变为现代家庭，这不仅是战后民主改革的成果，也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享乐及独立，同时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职场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家庭关系弱化的倾向也凸显出来。

晚婚与不婚、不育 虽然现行日本法律规定男18岁、女16岁即可以结婚，但人们普遍晚婚。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男30.7岁，女29.0岁。与此同时，不婚者也呈增加趋势。男性的终身不婚率从1975年的2.12%增至2000年的12.57%（女性为4.32%和5.82%）。[17]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实施的每五年一次的舆论调查中，认为“人生中应该结婚”的，从1993年的45%降到2008年的35%，而认为“没必要结婚”的从51%增加到60%，其中在25—29岁年龄段的女性中竟高达90%。[18]选择“单身贵族”生活是单身家庭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还有不少人甘当“丁克”族，结婚却不生孩子，2008年，已婚但没有孩子的家庭已经占所有家庭比例的22.4%。[20]晚婚、不婚、不育不仅挑战了家庭伦理，也带来少子化和人口下降的严重后果。

离婚率提高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维护传统，重视家庭，离婚率低的形象示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离婚率明显上升，从1999年开始，连续十年年离婚总数超过25万件，其中2002年接近29万件，创造了2.3‰这一自1898《明治民法》颁布以来离婚率最高纪录，较之1960年的69410件，增长了4倍多。[21]人们惊呼，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婚的时代已经到来。引人注意的是，在离婚热中，婚龄在20年以上的中老年夫妇离婚（日语称“熟年离婚”）成为仅次于10年以下婚龄的最大离婚群体。中老年离婚的特征一是多由女性提出，二是多伴随男性退休而发生。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及中老年离婚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较大震动与影响。从家庭关系角度而言，一般被认为是弱者的女性，在丈夫退休之际提出离婚的现象反映出有“企业战士”之称的男性在家庭生活中角色的缺失，离婚后带来贫困、流浪者增加、自杀人数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也引起社会对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的思考。

传统家庭养老优势缺失 在以家督继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制度下，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平等，但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匹配，在赡养老人问题上责权分明，即家产与家业的继承者必须负担被继承者的老后生活，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则没有赡养义务，他表现得如何都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战后，家督继承制被废除，法律规定家庭子女不分男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实际上平均继承并未完全实现，而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优先分给某个继承人（一般是长子），在父母年迈的时候，这个继承人自然而然地就应该赡养父母，这种观念在战后很长时间里都存在。据日本广播协会1975年进行的舆论调查，认为“家是需要继承人的”的占63%，有39%的人认为“最好由长子继承家并承担照顾双亲的义务”[22]。实际上，一方面，抚养和照料父母的责任都落在长子身上。2005年《读卖新闻》进行舆论调查时，多数人将长子置于“继承人”的位置，并认为长子应该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23]由于与老人同居，照料其生活并不轻松，所以当今许多女性不愿嫁给长子，使长子，尤其是农村家庭的长子处于结婚难的境地。另一方面，长子以外的人往往既不负赡养义务，却又主张继承财产的权利，最后只得诉诸法律，本来就不亲密的兄弟姐妹关系就更加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