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侧重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女子教育的始终。在明治初期，女子教育的起步是从培养有知识的“良母”做起的。如前所述，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于1875年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森有礼也认为，“女子教育比之男子教育更重要”。1887年，他作为文部大臣在视察地方的教育情况并发表演说时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23]森有礼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角度认识女子教育，突出了女子教育的社会作用。

在明治初期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所谓欧化时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良妻贤母是像西欧社会，尤其是基督徒那样的与丈夫有平等人格的妻子、具备足以教育子女之教养的母亲。为了培养这样的良妻贤母，当时的女子教育颇具欧化色彩。学校教育实行男女共学，教科、教材也完全相同，甚至使用翻译教材。然而，从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放弃了文明开化政策，国家大力宣扬的国家主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反映在女子教育政策上。19世纪晚期，明治政府一方面努力提高女子小学入学率，另一方面通过办高等女学校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在战前日本社会，女子大都在十六七岁结婚，而结婚之前在高等女学校的学习阶段被认为是培养良妻贤母的最佳教育时期。1899年2月颁布《高等女学校令》后，当时的文部大臣桦山资纪这样阐述办高等女子学校的目的：

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达到健全的中流社会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贤母良妻，才能增进社会的福利……高等女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故而在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的同时，要令其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学术技艺。[24]

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902年，他在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高等女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25]桦山资纪和菊池大麓两位文部大臣的公开讲话将高等女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目标说得非常明确，仅仅有男子是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的（即所谓“中流社会”），必须培养与之相适应的良妻贤母。《高等女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观念一经提出，便左右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不仅在各高等女学校得到贯彻，各私立女学校也积极响应。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被固定化，家务、裁缝、手工艺授课内容增加，教学内容注重家庭实用技术的培养，而外语、数学、理科的内容相应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