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大力推动女子教育发展的同时，民间人士也致力于办女子学，创建了一大批私立近代女子学校，论数量远远超过了官立女校，其中许多女子学校延续至今，在日本女子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办女子学校之所以发达，一是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二是得益于人们对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与男女双轨制学校体系促进了民间办学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是近代教育的基础，在近代日本教育体系中，私立学校始终有着合法地位，这是私立女校得以发展的制度保证。1872年颁布《学制》的时候，就将“持有小学教科之许可者在私宅教学的”“小学私塾”列入学制规范下的小学之列。在这一点上，倒是体现了新政府对当时教育现状的准确把握。由于设立新学校需要大量资金，中央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利用和改造江户时代的寺子屋，直到1875年，小学校中仍有40%借用寺院，30%借用民家[19]，有些以江户时代寺子屋基础的私立学校得以发展起来。《学制》将“私塾小学”纳入近代学校体系，表明政府承认和鼓励民间私人办学。1879年废除《学制》，颁布《教育令》时，明确提出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概念，赋予私立学校的合法地位。1899年8月，出台《私立学校令》，是第一个以私立学校为对象的教育法令，该法律的意义在于把私立学校与官、公立学校同样纳入以“教育敕语”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中，同时也说明了私学在近代教育中的合法性。此后，尽管不断修改相关教育法令，但公立、私立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民间办学具有制度保障以外，男女别学制度的存在也为私立女子学校提供了发展空间。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改变了1872年《学制》规定的男女共学制度，要求除小学之外，“凡于学校之内，男女不得处于相同教场”，《教育令》开创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男女别学体制，此后又多次强调在中等教育中实行男女别学，并通过高等女子学校对女学生进行中等教育。当时官立、公立女子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学校只有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很难满足社会需求，而私立女子学校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客观上刺激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私立女子学校一直占据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中的主导地位。

民间办学热情是近代女子学校发展的动力

发展女子教育，除了政府的政策与制度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在近代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少教育家提出各自的女子教育理念，有的还亲力亲为办女校。如在文明开化浪潮中，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女性作为理想的母亲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性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福泽谕吉不仅批判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女子无学的落后状况，倡导男女同权，还在委托其学生建立的庆应义塾幼稚舎（私立小学，1874年成立）中实行男女共学（但后来因受到反对而放弃）。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于1875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文中指出“子女的精神心术大体与其母亲相似，连后来的嗜好癖习也多似母亲。人民改变情态风俗进入开明之域必须造就善良的母亲，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中村正直还提出，为了实现“造就善良的母亲”的目标，要男女受到一样的教育，实现共同进步。[20]中村正直在东京创办同人社女子学校（1874年），亲自实施女子教育的实践。1885年，留美13年的牧师木村熊二联合《横滨每日新闻》主笔岛田三郎、历史学家田口卯吉、评论家岩本善治等人共同创办了明治女子学校，意在通过实施新式教育提高女性的地位，诗人北村透谷、马场孤蝶、作家岛崎藤村等人都曾在此执教，在此毕业的有实业家相马黑光（面包店新宿中村屋创始人），日本第一个女记者、女子学校自由学园的创立者羽仁元（音）子，作家野上弥生子等杰出的女性。

近代日本官办女学基本上止于高等女子学校即女子中等教育，而没有在中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到20世纪初期，舆论的主流依然认为办女子大学为时过早。在政府不认可官办女子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民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自发创办女子高等教育，出现了在女子高等教育中私立女校独树一帜的现象，可以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首先是从私立女校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女子教育家成濑仁藏及其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身为男性的成濑仁藏毕生从事女子教育，它曾长期到美国考察女子教育，在阐述其女子教育思想的《女子教育论》（1896年出版）中提出要把“妇女作为人来教育，作为女人来教育，作为国民来教育”[21]作为教育方针，并于1904年创建了日本女子大学，被誉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一人。该校秉承“信念彻底”“自发创生”“共同奉仕”纲领，培养了集结于女性杂志《青鞜》周围的近代日本第一个妇女运动团体，该杂志创始人平塚雷鸟正是由于读了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才选择进入日本女子大学学习，而在《青鞜》杂志的五位发起人中，有四位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及日本女子大学的成立在全国影响深远，此后一批从事女子高等教育的私立学校相继成立，但是文部省对此只作为专门学校加以认定，升格为女子大学还是战后的事情。

办教育离不开教育者，得益于前近代女子教育的积累和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已经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许多人成为教育家，开办女子学校，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女性办女校是近代女子教育的突出特色。由女性办女学，更能准确掌握女性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实施适合女性特点的教育。

在上流社会人士积极办女校的同时，普通民众中也有不少人热心女子教育事业。从1872年制定《学制》起，女孩子就有了就学的权利，其父母亦有送孩子上学的义务。但是现实中不少贫困家庭的女孩子要么帮助父母带孩子，要么很小就给别人家帮工带孩子，因此无法到学校上学，这是明治前期女子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部分女孩子的上学问题，民间开办了一些让女孩子能背着弟弟妹妹或帮工的主人家的孩子到校上课的学校——“子守学校”（日语词，中文没有相应的词汇）。最早开办“子守学校”的是茨城县青年教师渡边嘉重于1883年在其家乡开办的“小山村子守学校”，受到当时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的表扬。这种学校兼具女子初等教育与幼儿保育机能，上课时间及上课形式也比较灵活，学习年限不固定，只要考试及平时成绩达到寻常小学的水准便允许毕业，且大多不付学费，因此很受下层社会欢迎，并在全国得到推广，据长田三男的《子守学校的实证研究》可知，这种学校一直存在到昭和初期，共有318所“子守学校”分布于全国36个都道府县。[22]从事这种教育的多是深知下层社会疾苦的基层人士，他们为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做的贡献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今天，我们偶然可以从一些日本影视作品中看到女孩子在教室中背着幼儿认真听课的场景，那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的事情，从这道难得一见的风景线中，既看到近代日本女性求知的渴望，也展现出民间教育者的办学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