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改历在使历法“脱亚入欧”的同时，还带来了日本人时间意识的变化。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日本人开始审视自己生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日本人的假日很多，大隈重信在回忆录《大隈伯昔日谭》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当时以一、六日为诸官省休假日，休假的日数月六回，年七十二回，加上五节句、大祝祭日、寒暑的休假、其他种种因缘的休假，合起来多达一百数十日，而当时一年平均为三百五十余日，实际工作日数仅仅不过一百六七十乃至二百日。即一年有半数或者至少五分之二作为休假日而消化掉，此种事情自然增长怠惰游逸之风，会波及至一般社会。且政务涩滞之弊也日益增多，终将形成国家之祸患。[15]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时法的使用，也带来人们时间意识的淡漠。日本历史上曾长期使用中国的“百刻制”（把一昼夜均分为100刻）与“十二时辰”（一天分12个时辰，采用地支作为时辰名称）并用的定时法计时，从室町时代开始，改为使用“不定时法”，即将日出到日落、由日落再到日出间各自分为六等分，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长短有不同，白天与夜晚长度也不尽相同。这种计时法是根据日出日落判断时间，农民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幕末在长崎海军传习所工作过的荷兰海军军人威廉·卡特迪杰克（Willem Kattendijke 1816—1866）在《滞在日记抄》中称，“日本人的不紧不慢程度简直令人吃惊”，“日本人热心、谦虚，但有些地方让我失望，（在时间观念）这一点上连我所希望的一半达不到，甚至想离开这里”[16]。在1873年1月1日改行西历的同时，日本也导入西洋的24小时制计时法。使用24小时制，对于东方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过去的时辰被精确的时、分所取代。明治改历后，时钟的普及、全国标准时刻的设定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意识，社会节奏因此大大加快，也促进了与时间关系密切的近代交通事业的大发展。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官厅、军队、学校都聘请了不少外国人，很多外国人都坚守母国的生活习惯，要求实行周休日，与本国的逢一、逢六休息（俗称“一六日”）产生矛盾，也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在改历后不久，也对传统的休日进行了改革。1876年1月7日，明治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决定“从4月份开始以星期日为休息日”，从此，全国的政府部门、学校等公共机关率先实行周休制度，此后逐渐普及到企业，在明治政府领导人看来，休息日的改变，是“为了洗除弊患”，不致使“国家民人沉沦于不利不幸之境遇”，实际上是为使本国与欧美“先进国家”全面接轨，以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盛。1873年“明治改历”是“脱亚入欧”的重要举措，所谓“脱亚”，说到底是脱离了以“奉正朔”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轨道。从“明治改历”至今已过去138年，当年荷兰海军军人威廉·卡特迪杰克对“日本人的不紧不慢程度简直令人吃惊”的评价已成杞忧，当今的日本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时间的现代化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最大的钟表生产国家之一；机场航班最守时的国家；日本铁道准时率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最早开发、生产出电波表（自动接收无线电波传送的标准时间信号，并自动校准手表走时），并占领全球市场的国家……许许多多世界之最，使日本人以高效、守时而载誉世界。抚今追昔，1873年的明治改历，就是日本“时间”近代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