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宣明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历法，但在实施了八百多年后，已经和实际天象出现了两天偏差，日食、月食的预报也不准确。随着人们天文知识的增加，与实际天象有一定差误的《宣明历》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围棋棋手出身的历学者安井算哲（1639—1715，后改姓涩川，号春海）在中国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基础上，根据自己20多年的调查实测，制作了新历法，德川幕府于贞享二年（1685年）正式采用，故名《贞享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由本国人编撰的历法。此后，日本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改历，即《宝历历》（1755—1797，安倍泰邦）、《宽正历》（1798—1843，高桥至时等）、《天保历》（1844—1872，涩川景佑等）。这几次改历虽然仍然实行太阴历（即阴历），但明显受到西方天文学的影响，在精确程度上有了很大提高。江户幕府天文方（天文官）涩川景佑（1787—1856）制作的《天保历》一太阳年为365.24222天，一朔望月为29.530588天，与公历的平均太阳年365.24219天和平均朔望月29.530589天已经非常接近，被称为日本史上精度最高的太阴太阳历。[6]19世纪中期，欧美诸国已大都使用公历（格里高利历），并视当时使用回历（伊斯兰历）或太阴太阳历（夏历）的国家为落后、未开化及野蛮的象征。明治维新后，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为了不至重蹈中国的覆辙，修改在开国时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建立拥有独立主权的近代国家，首先必须改变落后国家的形象，使欧美国家承认日本是文明国家，因此要实行文明开化，历法的改革也成为新政府的“文明开化”措施之一。

1872年11月初，时任太政官权大外史兼内务省地志课长的塚本明毅（1833—1885）向政府提出改历建议书，建议书中指出：“方今国家致力百度维新，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如历法者最应改正之……盖太阳历以太阳之缠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闰日，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太阴历与此相比其便于不便固不俟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而未采用者如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应速改历法。”虽然提出改历建议，塚本明毅还是担心骤然改变历法会带来混乱，导致出现“三月犹隆寒，月首或见满月，不免一时扰扰民间，又误耕稼之期”的情况，他建议“暂且在太阳历下置太阴历加以比较，删除荒诞之说法，标注祭典诸日。待两三年习惯后，再删去太阴历，下民必觉其便，时刻也用昼夜中分之时。令天下颁行太阳历之日，亦应改行时钟之制。如此，不仅历法得正，亦助国民之开化”[7]。

塚本明毅的建议书提出以后没有几天，明治政府便毫无争议地立即予以采纳。1872年11月9日，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8]

朕以为，我国通行之历以太阴之朔望立月，不合太阳之缠度，故二、三年间不得不置闰月。闰月之前后于节气有早有晚，终至产生推步之差。尤其历书之中下段所揭载之内容概属荒诞无稽，妨碍人智之开达。盖太阳历依太阳之缠度立月，日子虽多少有异，但无气候早晚之变，每四年置一日之闰，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阴历乃最精密，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望百官有司，体朕斯旨。

根据《改历诏书》，明治政府发布第337号太政官布告，具体内容为：[9]

1.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刻到来的十二月三日作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

2.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个月，每四年置一天为闰；

3.迄今时刻按昼夜长短分十二时，今后改时辰仪，时刻昼夜平分定二十四时，子刻到午刻分十二时，称午前几时，午刻到子刻分十二时，称午后几时；

4.时钟自一月一日起更改；

5.诸祭典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

1872年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大且最后一次改历，与明治年间实施其他社会改革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争议，甚至遇到各种阻碍不同，改历是新政府在几天之内做出决断，比较顺利完成的。之所以如此，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进入近世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对西历已经有所接触和了解。江户时代前期，葡萄牙传教士克里斯托弗·费雷拉（Cristóv?o Ferreira，1580—1650，和名泽野忠庵）将葡萄牙天文书译成罗马字本，再由长崎人向井玄松、西吉兵卫人等人进行和译、解说，成书《乾坤辩説》，其中对太阳历做了介绍。儒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通过审问被捕的意大利传教士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契（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1668—1715）得来的信息，撰写了《西洋纪闻》，其中也介绍了太阳历。江户中期，天文、地理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著《天文义论》，不仅对太阳历进行解释，而且提出有必要改行西历。此后，介绍荷兰风俗的《红毛谈》（著者后藤梨春）、《红毛杂话》（著者森岛中良）等相继出版，其中都有对太阳历的介绍，《红毛杂话》专有一卷谈“荷兰的正月”。在锁国时代的对外窗口长崎，西洋人遵守本国风习过西历新年，并在商馆招待地方官员、翻译等，对日本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家吉雄俊藏（1787—1843）于1823年著书《远西观象图说》，介绍欧洲天文学，其中力陈太阳历的优点，该书多次再版，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中一句“七千二百年误差不足一日”后来被冢本明毅引用在改历建议书中。到幕末，有不少人到欧美国家考察、留学、游历，亲自体验到异国的历法，回国后著书加以介绍，如艺州藩士、兰学家绪方洪庵的门人村田文夫（1836—1891）于1864年不顾幕府的禁令，偷渡到英国，留学四年之久，归国后据所见所闻撰写《西洋闻见录》，其中专设“熟谙西历之法”，对太阳历进行详细解说。经过这些介绍与宣传，人们对西洋历法不断加深认识。1854年（安政元年），幕府天文方涩川景佑（1787—1856）编撰了《万国普通历》，把《天保历》与《格里高利历》及《儒略历》对照使用，得到幕府的许可，从1856年开始印刷发行，主要用于从事航海、贸易等经济活动的人群。兰学家、仙台藩的藩医大槻玄泽（1757—1827）不仅是著名的兰医和教育家，也是太阳历的拥趸者。宽正六年（1794）闰11月11日，是西历1795年的元旦，大槻玄泽在自己创办的私塾芝兰堂设宴招待兰爱好者，号称“新元会”，新元会祝宴从此成为大槻家的定例，直到其子大槻玄幹时期，连续实施了44次。[10]这些事情都表明，明治改历虽然事出突然，但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技术准备及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自幕末开国以来，大批欧美国家的军人、商人涌入日本，在与这些外国人的外交交涉及通商谈判过程中，日本人已经深深体会到在历法与时间方面的差异带来的不便。虽然涩川景佑编的《万国普通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对比上的方便，但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很麻烦，如在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必须用两种历法加以记载：

《日美和亲条约》：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下田条约》[11]：日本国安政四巳年五月二十六日，亚米利加合众国千八百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安政五年午六月十九日，即千八百五十八年、亚米利加合众国独立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奉行积极的开放政策，致力于吸收欧美文明，从欧美国家聘请很多技术专家，与外国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往往因为两种历法并用带来麻烦。所以，尽管根据太阴太阳历法制定的《天保历》能精确地反映天候季节的变化，但与公历存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时间偏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放弃旧有历法，使用新历，已成必然趋势，而且，在明治新政府看来，改行西历就是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所说的“革旧习”，是“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的必经途径。

第三是现实的原因。明治改历出于日本人实现文明开化、向西方社会靠拢的愿望是毫无疑问的，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深感不便也是实情。但当时的日本正处于非常时期，即政府主要领导人都随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1871年11月12日出发，1873年9月13日归国），国内只有留守政府负责日常事务。出于国内稳定考虑，在岩仓使节团出发前，曾与留守政府就国内政务做出一系列约定，其中有“内地事务以大使归国后进行大改正为目标，其间尽可能不要进行新的改革，如有万不得已之事，则应照会派出的大使”[12]。但实际上，留守政府就改历这样的大事的实施事先并未征求使节团的意见，此次改历因有强制实行之意而被称作“粗暴的改历”。何以如此？在当时担任明治新政府参议、主管财政事务的大隈重信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出版的回忆录《大隈伯昔日谭》中，披露了当年急切改历的内幕，原来，解决明治政府财政困难是改历的主要原因。

在明治时代以前，官吏的薪俸都是以年度来计算和发放的，称“年俸”，而在维新以后，改为按月发放，成为“月俸”或“月给”。由于太阳太阴历是以朔望立月，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就要按十三个月发放官吏的薪俸，这对政府财政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即将到来的1873年将有闰6月，按照大隈重信的说法：“当时的国库因种种事情痛告穷乏，连平年的支出额也甚难满足，绝无余地。与平年支出额相比，在有闰月之年份，还要增加十二分之一，明年（明治六年）已迫近，去掉此闰月以济财政困难，唯有断然变更历制。”[13]当时的财政状况确如大隈重信所言，新政权建立后，面临着近代化工厂的建设，旧工厂的改造，建立学校与军队，对士族发行秩禄公债等一系列重要任务，每一项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库空虚可想而知。正在此时，权大外史塚本明毅提出了改历建议，恰好为苦于财政紧张的留守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办法，在明治六年已迫近的情况下，留守政府顾不得与远在欧洲的政府首脑商量，当机立断实施改历。就这样，塚本明毅的建议被迅即采纳，在冠冕堂皇的“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兜售了明治新政府的见不得人的“私货”——不仅明治六年（1873年）由旧历的13个月变成了新历的12个月，为政府节省下一个月的诸经费，而且只有两天的明治五年12月份也被抹去，使1872年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只有11个月的一年。改历的结果是为政府省下两个月的财政支出，对政府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困难。

诸种因素促成了明治改历。根据久米邦武撰写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的记载，正在法国访问的岩仓使节团通过英国伦敦弁务公使的电报得知了日本改历的消息，他们“如晴天霹雳，委细之情实难判定”[14]。震惊之余，使节团成员平静地接受了本国改历的现实，或许他们在此次欧美之行中已经深深体会到本国旧历与西历不同带来的不便。1873年元旦，使节团一行前往凡尔赛宫，与其他各国使臣一同聆听法国总统祝贺新年的“万里同风之祝词”（伊藤博文语）。在他们心中，改历肯定是意味着日本向欧美“先进国家”靠近了一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国内，由于改历实施突然，1872年11月9日发布《改历诏书》，仅仅20多天就要实施新历，1872年12月仅有两天就结束了，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出现混乱可想而知，尤其是习惯于旧历的民众很不适应。然而，一时的不便与国家的发展大计相比毕竟是小事，大多数国民还是服从并支持了政府的决定。在明治政府实施改历之际，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积极推行新历，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闻听改历决定后，为促使民众理解历法改革的意义，及时撰写了《改历辩》，支持政府的改历决定，阐述阴历与阳历的不同以及使用阳历的便利之处，指出旧历中占卜日子吉凶的弊病，并介绍了西方社会的日、月、钟表时刻等知识。福泽谕吉在《改历辩》中还旗帜鲜明地指出，通过对改历的态度可以区分两类人：“怀疑改历必是目不识丁的愚蠢之人，不怀疑者必是平生留心学问的有识之士。”这部由庆应义塾出版的小册子在改历引起的混乱中成为畅销书，很短时间内发行了十多万册，起到改历启蒙作用。此后，大量介绍新历知识的启蒙读物相继出版，民众也在实践中习惯了新历。当初为避免改历带来混乱，采纳了塚本明毅提出的在日历上新旧历并记的建议，到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旧历被完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