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用中国历法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历法除了科技含量之外，还有复杂的政治特征。历法的制定与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证明帝王的统治权力来自“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上新政权建立之初，往往要通过改正朔、定历法等方式，来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态，希望通过变革历法，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正朔中的“正”，即一年之始，“朔”即每月之始，所以人们常用“正朔”来代表历法或皇帝的年号。奉正朔即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周边民族若尊奉中国王朝的正朔，即被认为在政治上表示臣服，在空间上可以将其纳入统治体系，并允许其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交往。古代日本使用中国的历法，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慕化及向往。与日本对唐代户籍制度、班田制度、科举制度始行终弃一样，古代日本对中国的历法也经历了从采纳到放弃的过程。

在尚无文字的日本古代早期，前言往行靠“贵贱老少，口口相传”。通常认为上古时代的日本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1]。在大和时代，通过与中国及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日本人已经对历法的重要性及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有所了解，并希望自己的国家也使用历法。在《日本书纪》中就有6世纪中期的钦明天皇时期，百济向日本派遣历博士的记载。《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三年（861）六月条对当时使用历法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十六日己未，始颁行长庆宣明历经。先是，阴阳头从五位下兼行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吕奏言，谨检，丰御食炊屋姬（推古）天皇十年十月，百济国僧观勒始贡历术，而未行于世。高天原广野姬（持统）天皇十年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高野姬天皇（称德）天平宝字七年八月，停仪凤历，用开元大衍历。厥后，宝龟十一年，遣唐使录事故从五位下行内药正羽栗臣翼贡宝应五纪历经云，大唐今停大衍历，唯用此经。天应元年，有敕令据彼经造历日，无人习学，不得传业，犹用大衍历，已及百年。真野麻吕去斋衡三年申请用彼五纪历。朝廷议云，国家据大衍历经造历日尚矣，去圣已远，义贵两存，宜暂相兼不得偏用。贞观元年，渤海国大使乌孝慎新贡长庆宣明历经云，是大唐新用经也。真野麻吕试加复勘，理当固然，仍以彼新历比较大衍五纪等两经，且察天文，且参时候。两经之术，渐以麁疏。令朔节气既有差。又勘大唐开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历，不复与彼新历相违。历议曰，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新历错者。方今大唐开元以来，三改历术，本朝天平以降，犹用一经。静言事理，实不可然。请停旧用新，钦若天步，诏从之。

根据这段文字，再参照其他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古代日本使用中国历法的情况。

中国历法传入日本最早的记录是公元602年（推古天皇十年），这一年，百济的僧人观勒来到日本，带来历本及天文地理书，朝廷专门派书生向观勒学习历法。[2]成书于11世纪初期的《政事要略》记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始用历日”，但具体实施情况不得而知。日本实施历法的确切记载是持统天皇四年（690年），《日本书纪》记载，是年11月，“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3]，这两部历法是日本最早正式使用的中国历法。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古代日本户籍制度（690年）的建立、班田授受法的实施（692）和中国的历法的使用（690年）都是在持统天皇时开始的，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日本人在与中国王朝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及对唐王朝的归属感。此时距大化改新已经40多年，日本人已经逐渐加深了对中华文明和中国的典章制度的了解，认识到要改变本国的落后局面，就要学习中国的制度，同时，还要积极向唐王朝靠拢，在向唐朝派遣臣朝贡的同时，使用中国的历法，即“奉正朔”也是十分重要的。于是，在持统天皇时代，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之后，便开始模仿唐朝制度实施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措施。显而易见，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历法与户籍、班田同时实施的目的和意义并不仅在于其科技层面，而是以“奉正朔”的形式，表现对唐王朝的归同。实际上，唐代中国人在考察当时的日本时也是首先看其是否“奉正朔”的。如唐代官员、大诗人王维在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唐名“晁衡”）归国时曾赋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送别，在其诗序中这样写道：

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4]

可见，在王维及他所代表的唐朝朝野人士眼里，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被评价为“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主要是因为“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这两点的意义等同于“贡方物于天子”，甚至还要重要。作为与唐朝交往密切的日本人对这一点定是十分清楚的。

698年（文武天皇二年），日本废除了南朝何承天编撰的《元嘉历》，仅实行《仪凤历》。公元735年，在唐朝留学18年的吉备真备（695—775）学成归国，带回大量典籍，其中就有《大衍历经》及《大衍历立成》。当时由于日本缺乏通晓历学的人才，对《大衍历》这部当时非常先进的历法还不能全部理解，经过多年的研读，直到763年（天平宝字七年），朝廷才下令停用《仪凤历》，并依据《大衍历》编制新历，翌年开始施行，这是古代中国的历法第一次直接传入日本，并被采用。

《大衍历》实施了10多年后，778年（宝龟九年），遣唐使成员羽栗臣翼归国，带回《五纪历》（郭献之762年编制），并报告说唐朝已经用《五纪历》取代了《大衍历》，建议采用《五纪历》。也是因为当时“无人习学，不得传业”而被搁置下来。又过近80年时间，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于857年奏请使用《五纪历》，朝廷答曰：“国家据大衍历经造历日尚矣，去圣已远，义贵两存，宜暂相兼不得偏用”，允许《五纪历》与《大衍历》于翌年开始使用。但在唐朝，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经用《正元历》取代了《五纪历》，并于822年起使用徐昂编撰的《宣明历》了。

日本自858年开始实施《五纪历》一年后，渤海使臣乌孝慎于859年抵日本，献上唐朝正在使用的《宣明历》，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再次奏请使用《宣明历》，遂于862年停止使用《大衍历》和《五纪历》，开始使用《宣明历》。

《宣明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使用的从中国输入的历法，到江户时代的贞享二年（1685年）使用涩川春海编制的《贞享历》为止，在日本一直使用了823年。关于八百多年未改历的原因，一是895年（宽平七年），宇多天皇根据被任命为遣唐正使的菅原道真的奏请，停派遣唐使，其理由为“大唐凋敝”，从此，日本中断了与大陆王朝官方的联系，宋元时期的中日交往仅限于民间贸易层面，未能取得中国后来编撰的新历法。二是平安时代后期，随着皇权衰落，朝廷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包揽，官职家业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专门培养人才的大学寮名存实亡，学问研究也走向门阀化、世袭化，天文、历学变成安倍家（天文）、贺茂家（历法）的家学，人才匮乏，因循守旧，精通历学者越来越少，远未达到日本人独立编制历法的水平。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曾经有过参照明代历法改历的想法，但是遭到墨守旧套的贺茂家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也有人以这样做有奉明朝为正朔之嫌而加以反对。[5]三是在镰仓、室町幕府时期，战乱频繁，武士尚武粗野而疏于文道，科技文化事业进入空白期。总之，“正朔本乎夏时”——日本人通过使用中国历法，向唐王朝表示了慕化、归同之意，也积极模仿实施唐朝的官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等。而随着唐王朝衰落及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中国历法对日本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意义，曾经实施过的唐朝制度也在日本几近全部付之东流。长期使用过时的中国历法并不是出于日本人对唐文化的热爱（见表2-9），只不过是在自己还没有能力造出新历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已。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入欧”始于明治以后，而“脱亚”—“脱华”实际上在平安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表2-9 日本历史上实施过的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