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阶级的瓦解是明治时代社会改革的最大成就。士族与其昔日的主人——华族的境遇不同，他们丧失了所有特权，仅仅留下写在户籍上的士族称号。但他们并没有被社会彻底淘汰，其中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运用原有的特长、知识与教养服务于新社会，乃至成为社会精英，从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

根据明治维新后新政权对身份关系进行的重组，在“四民平等”号召下，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或办实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还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明治维新后官吏的登用，表面上是依据学问才识，不分出身贵贱，实际上明治初年的官吏多是过去的封建家臣。通过华族制度的制定，旧贵族、藩主阶层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军人等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爵位，并可世袭，从而赋予门第、出身以新的内涵。因此，家系和门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日本人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真正实现不是靠继承、家族背景，而是靠个人的努力，这一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直到战后才真正实现。

注释

[1]落合弘樹：《秩禄処分》，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第41頁。

[2]深谷博治：《华士族秩禄処分之研究》，高山書店，1941年，第227頁。

[3]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2卷，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143頁。

[4]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2卷，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233頁。

[5]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1886年，東京大学出版会複刻版，1966年，第29頁。

[6]深谷博治：《华士族秩禄処分之研究》，第147頁。

[7]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88年，第60頁。

[8]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第168頁。

[9]公议所：明治初期设立的议会，1869年3月7日建立。由各藩及学校选拔出来的公议人构成，有权提出议案。同年7月改称集议院，1873年废止。

[10]大久保利謙监修：《森有礼全集》，文泉堂，1997年，第15-16頁。

[11]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3卷，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579-580頁。

[12]江户时代在履行必要手续后为主君及尊亲属复仇为合法。《禁止敌讨（复仇）令》大要：“杀人乃国家之禁，处罚杀人者乃政府之公权。然自古有为父兄复仇乃子孙之义务之风习，虽出于不得已之至情，而免以私愤而破大禁，以私义而犯公权之擅杀之罪，其弊将致事不问故误，理不顾当否，挟复仇之名义滥相抅害。而今以后，若不幸有至亲被杀害，宜将实情速速诉官，若有泥于旧习擅杀者，处以罪科。”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3卷，第21-22頁。

[13]加藤霁堅：《禁刀令駁議奏稿》，转引自後藤靖：《士族反乱の的研究》，青木書店，1987年，第51頁。

[14]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4·軍隊兵士》，岩波書店，1989年，第67頁。

[15]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4軍隊兵士》，第67-68頁。

[16]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2卷，第798頁。

[17]青木弘二：《百姓一揆総合年表》，三一書店，1971年，第352-355頁。

[18]多田好問：《岩倉公実記》中，原書房，1968年，第831頁。

[19]深谷博治：《华士族秩禄処分之研究》，高山書店，1941年，第53頁。

[20]宮内庁編：《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33-234頁。

[21]大島清等：《人物·日本資本主義（2）殖産興業》，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9頁。

[22]大島清等：《人物·日本資本主義（2）殖産興業》，第18頁。

[23]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第57頁。

[24]据《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1872（明治5）的数字计算，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第28-29頁。

[25]之所以还保留如此高额家禄，是由于各藩在前段禄制改革中实施效果参差不齐，故征家禄税主要是针对未被削禄和较少削禄的高额俸禄所持者。

[26]園田英弘、浜名篤等：《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27]隅谷三喜男：《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一卷，《日本賃労働史》，岩波書店2003年，第110頁。

[28]落合弘樹：《秩禄処分》，第171頁。

[29]落合弘樹：《秩禄処分》，第85頁。

[30]1871年官制改革设立，并经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的官员等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其中敕任官、奏任官属于高等官。

[31]園田英弘、浜名篤等：《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頁。

[32]園田英弘、浜名篤等：《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研究》，第87頁。

[33]園田英弘：《西洋化の構造 黒船·武士·国家》，思文閣，1993年，第180頁。

[34]秦郁彦：《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447475頁。

[35]此数字为1880年的统计结果。当时全国人口35928821人，士族1838486人。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第215頁。

[36]秦郁彦：《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第447-475頁。

[37]Wilhelm Hoehn:《地方警察巡回復命書》。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3·官僚制 警察》，第268-270頁。Wilhelm Hoehn，俄国警察少尉，1885年应内务省招聘来日，任警官训练所教师，1890年任警视厅警察事务顾问。

[38]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3·官僚制 警察》，岩波書店，1990年，第480頁。

[39]山县有朋：《警察官訓練につき上申》，1884年2月。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3·官僚制 警察》，第303頁。

[40]安田三善郎：《社会移動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08頁。

[41]坂口二郎編：《曽我祐準翁自叙伝：天保より昭和—八拾八箇年》，曽我祐準翁伝記刊行会，1930年，第238頁。

[42]松下芳男：《明治軍事史》，国書刊行会，1988年，第279頁。

[43]福地重孝：《士族と士族意識》，春秋社，1956年，第39頁。

[44]藤原章：《日本軍事史》上，日本評論社，1986年，第69頁。

[45]陸軍省：《陸軍省統計年報》，明治44年。转引自園田英弘：《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研究》，第87頁。

[46]石川謙：《寺子屋》，至文堂，1966年，第122頁。

[47]園田英弘、浜名篤等：《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研究》，第90頁。

[48]大久保利謙、児玉幸多等：《史料日本史》（史料による日本的歩み）近代編，吉川弘文館，1951年，第41頁。

[49]前田正名編：《興業意見》第17卷，收録于《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第18卷，明治文献資料刊行会，1964年，第8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