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一场改革，而对于武士来说，则是被革命的过程。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作为普通人，告别过去，从头做起，自食其力。时代的变化迫使武士认清形势，改变观念，弃旧图新。为了生存，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大致选择如下出路。

第一，担任中央、地方政府官吏。

官吏，即政府官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家与地方公务员。对于武士阶级瓦解后已经失业的士族来说，政府官员是最具魅力的职业。因为官员有较高社会地位，有稳定的薪俸，与依靠俸禄生活的旧武士有相似之处，故成为士族就业的首选。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中央与地方政权的运转需要大批官员。由于德川幕府时期非常重视武士教育，除了幕府设立的学问所，各藩也都开设藩校，武士都受过教育，有文化，尤其是从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藩校在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医学、算术、洋学等内容，使武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又经过幕末维新的熏陶，能较快接受新事物，更养成了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传统。幕府时代的武士教育客观上成为人才储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明治维新以后对人才的需要，也为士族进入政府任职提供了机会。

从几组数字可以看出士族担任官职的情况：

士族担任中央政府官员的数字 日本学者园田英弘等人根据修史局编集的《明治史要附表》及《日本帝国年鉴》，对1874—1899年间中央官吏的出身进行了调查。在这段时间里，担任敕任、准敕任、奏任、准奏任、判任、准判任[30]以上的中央官员从14315人增加到54060人。其中士族出身官员的比率，1872年高达81.4%。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及“四民平等”的逐渐实现，平民任官者增加，士族任官者递减，但是到1899年，仍然超过半数，达57.9%。在敕任与奏任级别的高等官僚中，士族更是压倒多数（见表2-5）。

表2-5 中央官员出身表（判任官·准判任官以上）[31]

士族担任地方政府官员的数字 在中央政府官员之外，地方官员中士族也占很大比例。如表2-6所示，担任地方区郡长官、文书的都是士族占大多数，唯有最下层的户长以平民居多。而且从比例上看，1882年（明治十五年）士族出身者为20.8%，1888年为42%，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幅提高了。

表2-6 地方官吏出身统计（1882—1888）[32]

此外，园田英弘利用《日本帝国统计年鉴》等资料，对1888年士族任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其结果是，在当年中央及府、县道的78328名官员中（文官、武官、司法官、警察官、监狱官、技术官等），有士族52032人；在90266名区、郡町村官吏中，有士族15524人。即士族在所有官职中占约40%，在中央及府县、道层更高达约70%，从士族阶层来看，在当年425658户士族中，有官职的占16%。[33]

士族在高等文官考试中合格比例 根据1893年颁布的《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从1894年开始，日本实施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进入政府各省及官厅任职，所有阶层的人都能平等地参与竞争。研究日本政治的学者秦郁彦曾就1894年到1947年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的所有人员出身、学历、职历等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一直到1917年（大正六年），对每个合格者都记载其出身是华族、士族还是平民。[34]如表2-7所示，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士族出身合格者最多的年份占58.5%，最少的年份为27.8%，大多数在30%—40%。从绝对数值上看，平民合格者超过了士族，但如果从士族人口比例只占全国人口5.1%[35]这一点来考虑，士族任官的比例还是远远超出平民的，这一点当与士族的教育水平有直接关系。

表2-7 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出身统计[36]合格者出身（人）

（续表）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在武士阶级瓦解后，其中很多优秀的个人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实现自我更新，用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从原来侍奉主君转变为服务国家和社会，成功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型。

第二，变身警察与军人。

在中央与地方官吏之外，警察与军人是最受士族青睐的职业。这两种职业都具有“武职”的特色，有薪俸，尤其适应武士的“名誉意识”，与武士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从近代国家军队与警察建设的角度来说，士族具有尚武传统、服从意识、勤奋精神，正是警察与军人这两种职业所需要的。

明治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秩序并不稳定，暴徒事件、袭击外国人、暗杀政府官员等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为维护社会安定，1870年12月，东京府向太政官提出设立警察的申请。1871年7月实施“废藩置县”仅仅两个月后，新政府就决定首先在东京设立维护社会治安的“逻卒”，任命萨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1834—1879）为逻卒总长。最初的“逻卒”共3000人，其中有2000人来自萨摩藩（鹿儿岛县），1000人来自勤王的其他府县，这就是日本近代警察的开端。1872年，在司法省设置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事务。1874年1月，司法省警保寮划归内务省，由内务卿统一指挥，同时建立了东京警视厅和分布于全国各府县的警察网。1875年，“逻卒”被改称为“巡查”。

日本的警察从一开始就是以武士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废刀令》颁布以后允许巡查佩刀，这一点颇能满足士族的“名誉意识”。警察最低可以领到6—10日元的月俸，虽然收入不高，但与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是难得的生存之道，更何况警察还有制服穿。从警察选拔的角度来看，除了身体条件、年龄条件外，还要求有一定的经验，要求能写字，能读书，有的地方如群马县还要通过算术考试。[37]在这些条件面前，士族显然具有优势。所以，警察这份职业吸引了大量士族。1874年东京警视厅成立时，警官被分为17个等级，第4等少警视以上的敕任官、奏任官全部士族出身，巡查中的90%来自士族。[38]到1884年，日本已经有1951名警官，23786名巡查，总计25737人[39]，其中80%出身于士族。[40]

与警察相比，军人这个职业对于武士来说更具有吸引力。本来，“武职”就被武士垄断，明治维新以后，通过颁布《征兵令》，实现了国民皆兵。实行征兵制，意味着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被废除，但并不意味着士族不能当兵，而是从此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当兵的权利。实际上，在实行征兵制初期，不仅遭到士族的怨恨，也遇到平民的反抗。士族自信地认为除他们之外别人不会打仗、作战，“土百姓，素町人，安能作战？”[41]不满自己从此与庶民为伍。过去长期与军队及武装绝缘的平民则担心军队的生活艰苦，不愿当兵，想各种办法逃避服兵役。士族出身者当兵反倒比较踊跃。如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各地踊跃报名参军的都是士族出身的青年[42]，石川县士族斋藤定之报名出征，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失望之余，写下一句“吾心寒白如霜露，今朝染红似枫叶”后切腹自杀。[43]此事一方面说明武士具有好战性，同时也说明士族能够接受征兵制，与平民规避兵役形成反差。据《陆军省统计年报》的统计，19世纪70年代的军官中，华族与士族出身者要比平民出身者高出4—5倍，这个数字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发生逆转，士族与平民的比例变为2:3。[44]从具体数字上来看，1899年，在职军官共有8704人，其中士族共5060人，平民3562人；1903年，在全部11062名军官中，有士族6024人，平民4930人，[45]士族出身的军官仍然超过半数，显示出士族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热衷。

第三，担任教师。

江户时代数百年和平，武士之职能从战争移到治世，为加强自身修养，兼备文武两道，学问成为统治者的必备素质。由于幕府与各藩非常重视武士的教育，武士因此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很多武士蜕变为知识分子，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江户时代中期以后，随着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增加，很多俸禄微薄的下级武士为了贴补家庭生计而开设寺子屋，或到寺子屋当师匠，在江户后期，武士师匠已占寺子屋教师总数的28.09%。[46]明治以后，寺子屋大都变为近代小学，过去的师匠则成为学校教师。如表2-8所示，1882年，全国的中学校长、教师中78%以上都是士族出身，只有小学教师队伍中士族才少于平民。如果从人口因素来考虑，在10000人口中，士族有167人担任教师，平民只有12.1人，仍然是士族出身的教师多于平民。

表2-8 全国国、公立学校职员出身构成表（1882年）[47]

第四，成为雇佣劳动者。

这是大多数武士的最后出路。在武士的政治经济特权被废除之后，除了一部分人成为政府官员、学校教员、军人和警察外，大多数人没有职业，也无生活技术，不知如何营生。当时有媒体报道：靠金禄“立于稳定生意者，千中不得其一，多数失败于不习惯之商法，或沉醉于花柳，竭财破产陷于贫困者比比皆是”[48]。除了一小部分上层士族将手中的公债用于投资外，大部分生活贫困的士族将公债抵押或以低于面额的价格出售。有些武士把手中的公债用来经商，大多因自视不凡，不擅经营而失败，世间讥讽为“士族的商法”（武士的买卖），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武士，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只得面对现实，从生计考虑，成为雇佣劳动者。

贫困的士族成为雇佣劳动者大都走三条路。第一种是士族的子女进入官营工厂做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如官营的群马县富冈制丝厂和信州松代的六工社制丝厂的女工大部分都是士族出身。还有一部分年少之士族怀着从工业中寻求立身之路的志向，进入变则学校（职工学校），经过技术培训成为工厂的基层技术人员。第二种是从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劳动者。1877年爆发的西南战争等一系列士族叛乱使明治政府感到贫困的士族对其统治构成了威胁，遂于1878前后年实施了“士族授产”政策，拨出资金用于资助士族从事养蚕、缫丝、棉纺、生产火柴和香烟，试图使之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1881年，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士族授产”也画上了句号，这些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士族逐渐破产，成为手工工场中的雇佣劳动者。第三种是变成日雇工和杂工。如宫城县的贫困士族“无谋生之业，所以什么活都做，或为小工，或搓米，或拉车，或从商，日夜奔走，至今仅能糊口而已”[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