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权的衰落，从9世纪的嵯峨天皇开始到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天皇（只有后醍醐天皇是个例外）都不曾走出位于京都的御所（皇宫），江户时代也仅有1626年（宽永三年）后水尾天皇的二条城“行幸”和1863年（文久三年）孝明天皇的贺茂神社及石清水八幡宫“行幸”，此两位天皇“行幸”的地点，也都是离皇宫很近的地方。天皇“不外出”，百姓便“看不见”。明治新政权建立后，尽快改变天皇与世隔绝的现状是当务之急。

天皇“巡幸”各地 1868年1月，倒幕维新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就在《大阪迁都建白书》中，批评天皇远离大众的现状：“称天皇居所为云上，称公卿为云上之人，龙颜难以拜见，玉体不踏寸地，过于推尊，自认分外尊大高贵，终致形成今日上下隔绝之弊害。”[13]为了让过去民众看不见的天皇变成看得见的天皇，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明治天皇于1868年（明治元年）3月21日离开了京都，开始了为期50天的“大阪行幸”，这是数百年来天皇第一次见到京都以外的世界。在大阪期间，天皇召见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后藤象二郎等维新改革人士，了解时局，询问海外诸国的情况，“布衣咫尺奉戴天颜之事数百年间不曾闻之”[14]。1868年7月17日发布《把江户改称东京的诏书》后，9月20日，在高知藩与冈山藩藩兵的护卫下，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随从3300余人从京都出发，于10月13日抵达江户，当日宣布定江户城为皇居。天皇亲自进入德川幕府将军的居城，树立了天皇把民众从旧体制解放出来的解放者形象，也向世人宣告天皇是包括东日本在内的全日本的统治者。在这次“东幸”途中，天皇访问忠臣的遗迹，参拜神宫，查看百姓从事田间劳动、捕鱼的情况。同时向沿途33所神社奉献币帛料，奖励各地孝子、节妇等152人，赈济70岁以上老人10398人，救恤贫困者11807人，用资总额11370两。[15]沿途百姓秩序井然，拜观天皇车驾，感受“天皇看得见”的新时代的到来。进入江户当日，数十万东京市民前来观看天皇入城。11月4日，为庆祝天皇“东幸”，天皇向东京市民按照大町三樽（酿酒用的圆筒型容器），中町两樽，小町一樽的标准下赐“天酒”，总计2990樽，同时下赐下酒用的墨鱼干。东京市民饮酒、跳舞、唱歌，庆祝“天酒顶戴”，盛况空前。[16]此后，明治天皇前后近百次到各地视察和旅行，其中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有六次，史称“六大巡幸”[17]，以此改变了“边陬之民概皆习故见，泥旧习，知霸府而不知皇室，陛下亦不知边陬人情景况”“上下隔离，圣旨不通”的现状。[18]

天皇巡视各地的根本目的是向世人宣布新时代的到来，彰显天皇作为新的统治者的权威。在巡幸过程中，天皇视察学校、医院、工厂、矿山、农村，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及办教育、殖产兴业等情况。通过这样的“巡幸”，使百姓官民有了接触天皇的机会，对于很多普通百姓来说，认识到了在此世界上还有天皇的存在。在天皇巡视过程中，还有御用记者随行进行跟踪报道，在“王政复古”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拉近了天皇与民众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全国人民皆转眼关注陛下举措，琐琐纷议自然消歇”“固陋之人民渐进开明，僻陬土境遍被德化”[19]的效果。

“御真影”的作用 长期与民众隔绝，使民众多不知天皇的存在。为了让天皇从“云上”走向民间，明治新政府乘文明开化之风，通过发布天皇照片（即所谓“御真影”）的形式，让过去人们“看不见”的天皇变成“看得见”的天皇。西洋的摄影技术于19世纪40年代从荷兰传入日本，由于摄影具有绘画无可比拟的描写力，引起当时兰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在日本迅速传播，幕末至明治初期，摄影已经进入日本人的生活。[20]

随着摄影技术的传播，西方国家把一国之君的标准像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做法对日本产生了影响。1872年2月，正在美国考察的岩仓使节团正使岩仓具视利用副使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临时归国的机会，向宫内省请求提供天皇的肖像，以便在驻国外的公馆悬挂。可当时天皇还没有照过标准像[21]，于是，由在东京浅草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师内田九一于1872年4月给明治天皇拍摄了第一张和装照片，随后送达在英国的遣欧使节团正使岩仓具视手中，同时，决定在所有驻外公馆悬挂天皇肖像。11月，派驻意大利公使中山让次出发之际，首次将天皇照片交付驻外使节。此后，对西方国家已经有所了解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欧美国家有在官方正式场合悬挂元首或国王照片的习惯，以此作为主权国家的标志及外交活动场合国家间友好与平等的象征，建议天皇拍摄符合近代国家元首形象的着洋装的标准像。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西式发型，当年10月，再次由内田九一拍摄了明治天皇穿新制作的法式军服坐在洋式座椅上，两手抚剑的照片。这是明治天皇唯一正式拍摄的洋装照片，用于驻外公使馆悬挂，也对来访的外国元首、皇族、驻日外交官作为赠答，以此显示是文明国家日本的君主。

既然驻外公馆悬挂天皇肖像，以象征独立国家之主权，那么，在国内的官厅也不应例外。1873年6月，奈良县令四条隆平捷足先登，向宫内厅提出申请，如能在新年、天长节[22]等节日在官厅“奉揭”天皇照片，令县官及管内人民礼拜，则“僻陬之民也愈益感戴皇恩之一视同仁，可成就治教开化之大端”[23]。宫内厅批准了此申请，是为日本人对天皇“御真影”进行礼拜的开端。各府县听说此事，也竞相向宫内省申请，11月，天皇刚刚拍摄的军服照被制作成45cm×30cm的大型照片下发到全国所有府县的官厅。各地方政府在固定的节日组织民众来官厅拜谒，其宣传效果如当时的报纸报道：“往时天皇在九重之深宫，国内人民绝不得见龙颜”，“今根据府县之愿，下赐至尊之写真，府县之人民俱前往拜观，吾等当感谢天皇无量之圣恩。”[24]在国内官厅悬挂天皇照片的做法凸显了天皇是国家最高统帅及一国之中心的政治意义，具有强烈地把天皇权威视觉化的效果。

“御真影”的运用，对发挥明治天皇的表率作用，推进文明开化效果明显。明治初年，政府推动的文明开化首先从“散发”（剪掉男人头顶的发髷）开始，但1871年8月颁布的《断发脱刀令》并没有强制实施断发，因此未能得到及时而广泛的响应。1873年3月，21岁的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新式发型，东京的《新闻杂志》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同年11月，明治天皇着军服的照片下发到全国所有府县的官厅，令民众礼拜。此举对推动断发效果极佳，“断发乃西洋文明诸国之风，天子且为之，况四民乎？”[25]于是官员百姓纷纷断发，作为文明开化象征的“散切头”自此开始大流行。

明治中期开始，随着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逐渐加强，悬挂天皇照片的范围逐渐扩大。在官厅之外首先实施的是军队，1880年（明治十三年），根据担任海军卿的榎本武扬的建议，首先在刚刚建成的军舰“磐城”号上悬挂天皇照片，到《军人敕谕》颁布的1882年，在兵营中悬挂作为军队统帅的天皇的肖像已成定式。伴随着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明治天皇及皇后的“御真影”[26]与《教育敕语》被下赐到全国各中小学，各学校要举行隆重的“御真影”奉迎仪式，在四方拜（元旦）、纪元节（2月11日）、天长节等祝祭日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面对“御真影”施“最敬礼”[27]后，奉读《教育敕语》。按照文部省1891年发出的对“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誊本“要在校内选择一定场所最尊重的奉置”的训令，各个学校最初将“御真影”及《教育敕语》放在校长室认真保管。1898年，发生了长野县上田高等小学“御真影”毁于校舍失火，校长久米由太郎引咎切腹的事件，此后，逐渐改为在校园内修建专门的设施——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的防火防震的“奉安殿”存放“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这种“奉安殿”在战前日本普及到几乎所有中小学。保护好“御真影”及《教育敕语》是学校校长与教师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发生多起因对“御真影”“不敬”而受处罚的事件，[28]也有为保护“御真影”而殉职的“美谈”，[29]“御真影”重于生命的氛围由此形成。“御真影”已经从最初的让民众认识天皇蜕变为对国民进行忠君爱国教育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