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面对幕府的打压、武士的嫉恨，艰难生存的商人们只能律己，并完成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撰写家训，阐述自己的俭约主张。以下简介其中若干作品，从中得见商人积极的俭约理念。

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与“长者丸”

井原西鹤（1642—1693）是著名町人文学家，俳谐诗人，出生于大阪商人家庭。其创作活动主要在经济繁荣、社会崇尚享乐之风的元禄时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说，描写了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追求享乐及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町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1688年刊行），因强调“始末、才觉、算用”等积极的经营伦理而广泛流传，被誉为“元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25]。熟知町人生活甘苦的井原西鹤在作品中强调商人的价值：“与贵人高人、一切文艺人全然不同，普通町人唯有靠拥有金钱才能扬名世上。”“俗姓、门第皆无妨，唯金银是町人之系图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钱至上，“世上唯有金钱最有价值”，有了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令万人羡慕”[26]，可以说西鹤的俭约观是建立在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之上的。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商人自然应把致富作为目标，即成为积累资产1000贯以上的“长者”（富翁）。如何才能成为富翁？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笔调，开了一副“长者丸”（意为致富药方）：“早起5两，家业20两，夜作8两，始末10两，健康7两。将此50两细细研磨，准确计量，仔细配方，早晚服用，定能成为富翁。”[27]“始末”即俭约，在“节俭”之外，也包含在经济活动中对计划的一贯坚持，预算和决算要平衡，避免无用耗费。[28]这味“药方”中俭约的分量仅次于家业，甚至超过了健康，说明在井原西鹤心目中俭约的重要。

但是，仅仅服了“长者丸”是不够的，为了使“长者丸”有“疗效”，井原西鹤进而提出必须远离以下涉“毒”行为：“贪美食、**乐、穿着绢织服装；女眷坐轿出门，让女儿玩抚琴和歌骨牌，男子沉迷乐器；涉足蹴鞠、射箭、香道之会，耽于连歌；热衷宴请、茶道、赏花、舟游、白日入浴；喜好夜间游乐、赌博、以町人之身练习剑术与兵法；参诣神社佛阁，寄托来世；充当纠纷调解人、保证人；开发新田、矿山；饮酒、抽烟，无目的地上京；出资主办相扑比赛为神社佛阁化缘；嗜好与家业毫无关系的手艺活，与艺人交际，出入妓院；借高利贷。”[29]西鹤认为这些是比砒霜还要可怕的毒药，想要发家致富的人一定要极力避免。可以想象，上述这些被视为有“毒”的行为，在奢华成风的当时一定相当流行，并致使其中的一些人归于破产，让商人在致富路上功亏一篑。井原西鹤实际上在提醒人们，商人在发家的同时，也伴随着突然没落的危险。这是井原西鹤从许许多多因奢败家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日本永代藏》作为井原西鹤代表性“町人物”小说，一反此前“好色物”小说特点，积极的町人伦理渗透其间，在当时及后世都作为商人的教训书而具有广泛影响和现实教育作用，其“药方”式的教训也被许多商人家训采用。在江户时代，“始末”始终被置于“商人三法”（即始末、才觉、算用）的首要位置。

三井高房《町人考见录》中商人衰败的教训

三井家是伊势商人的典型代表。三井家起源于17世纪初年，到第三代当主三井高房（1684—1748）时期，已经在京都、大阪、和江户拥有了十几家分店，成为当时的强势豪商。作为掌门人，三井高房经历了元禄、享保时代，耳闻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创业，二代享受，三代败家的现实，深有感触，于1728作《町人考见录》。该书记载了以京都为主的50家商人的兴衰史，并加以评说，作为三井家家训教训子孙。

三井高房在《町人考见录》的序文中说：“京都、江户、大阪的商人之先祖或来自乡下，或经过给别人帮佣才扩大了买卖，将财富传于子孙。”“而那些商人的子孙，生于富贵之家而不知生计艰难、金银珍贵。受不良世风影响，骄傲自大，不事家职，度日漫不经心。”其结果，“京师有名商人，多有二三代即败家者”[30]。虽然这些商人衰败的原因大部分是向大名放贷无法回笼资金（共有30家），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因奢败家。例如越前国米商出身的系屋十右卫门，发了财后便讲究华丽排场，耗资千枚大判（椭圆形金币）购买名贵茶器，为了付钱大白天用车拉着钱币招摇过市。系屋家还建立禅院，安置佛像的帏幔都用金箔丝缎制成，如此烧钱导致不到第三代就耗尽家财。三井高房评价系屋十右卫门是“以町人之身，与公卿交际，忘却本分，终至破产”[31]。曾经是京都两替（货币兑换）业巨头的两替善六家本来生意兴隆，但到第二代时沉迷游艺，经常出入茶道乐舞等场所，挥金如土，再加上向大名放贷无法回收，结果连房屋都卖掉抵债。[32]还有三井家一个分家三井六右卫门，继承了江户两家分号，却不事经营，在京都西郊的鸣泷建立号称“龙宫”的华丽山庄，每日在此逍遥，最终破产，不仅卖掉家屋，连女儿也不得不去别人家帮工。[33]三井高房在总结这些因奢破产的商人的教训时指出，“天下之奢有两种，即身之奢与心之奢。很多情况下是因心生奢念，才追求外表华美”。系屋十右卫门等人正是由于奢从心生，才有那样危险的行为。三井高房告诫族人：“为政者因奢失国，庶民因奢丧身。先祖艰难创业，殚精竭虑积累资财，即使不能增益产业也应常思前人荫佑，守住家业。然极尽骄奢，家业终将败尽。”[34]

三井高房所处的时代，正是三井家事业发达的时期，其祖三井高利、其父三井高平奠定了三井家繁荣的基础。他出于强烈的危机意识作《町人考见录》，提醒家人吸取教训，避免三井家重蹈二、三代而亡的覆辙。此后三井家经过二百多年而不辍，与族人秉承《町人考见录》中的教训不无关系。《町人考见录》虽然是为教训子孙所作，但由于其教育意义深远而超出了家训的范围，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

石田梅岩《俭约齐家论》的俭约道德化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把“俭约”这一理念阐述得最为详尽的庶民思想家。与前述井原西鹤、三井高利都是商人出身不同的是，石田梅岩生于农家，但有着很长时间的从商经历——在商家从学徒做到管家。或许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商人，仅仅是商家的“打工者”，所以他具有超越商人的更广阔的视野。石田梅岩一生经历了元禄时代的繁荣、幕府以厉行俭约为重要内容的“享宝改革”，晚年又遭遇“享保大饥馑”，这一切都对他的经济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针对当时社会对商人专事投机、道德低下的诟病，提出作为商人应该具有“正直”“俭约”的德行，由此构成其商人伦理的核心。石田梅岩晚年写作的《俭约齐家论》于其去世前四个月刊行。书中从道德的层面论述俭约的意义，其影响远远超出此前商人的节俭之训。

相对于此前井原西鹤、三井高利等有识之商人对勤俭持家、禁止奢侈的提倡，石田梅岩赋予俭约更深的内涵。“世间对俭约之事多误解为吝啬，其实非也。俭约乃节用财宝，合乎身份，不过分无不及，不浪费不乱弃用，因时随法，则所做之事可成。”[35]在石田梅岩看来，俭约是一种合理利用财产，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并且吃穿用度的标准，要合乎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俭约不等于吝啬，梅岩认为吝啬是出于一己贪欲，贪欲是有害于社会的。而商人厉行俭约是有利于社会的高尚行为，是出自天理，应当提倡。他视俭约为商人的“齐家之本”，强调“须知当今俭约乃治家之本，其本立，则奢止，家可齐”[36]。

石田梅岩还把俭约提到更高的层次，即俭约不仅可以齐家，而且可以治国。“治世之道，俭约为本。”[37]这里的“世”，除了庶民家庭，还包括上自幕府，下至四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他在《俭约齐家论》中说，“余云俭约，非仅在于服装财器之事，而志在教化民众存正直之心”。“士农工商职分有异，而道理相通，士之道与农工商相通，农工商之道亦与士相似。四民之俭约无须分别论述，所谓俭约并非他仪，乃是复归与生俱来的正直而已。”[38]他强调作为统治者的武士要与作为庶民的农工商同样遵守俭约的原则。“治国者应节用爱民。节约财宝的行为也蕴含爱民之理。欲爱人若无财用则不能。故而俭约乃治国之本。”[39]

从俭约齐家，到俭约治国，石田梅岩看得更高更深。幕藩社会，身份等级森严，而俭约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学说里，俭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仅是为一己之私利，更是为天下之公益。因此，俭约不仅能够齐小家，而且有益于治天下。对于俭约的对立面——奢侈，梅岩引用《论语》中的“礼，与其奢，宁俭”，指出奢侈不只是导致败家的原因，还是不仁的表现，即“奢为不仁之本”[40]。“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爱人，这是从道德上对奢侈进行谴责。总之，无论俭约还是奢侈，在梅岩这里都不仅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道德含义，使其成为“商人道”的核心，从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其俭约齐家思想被许多商人发扬光大，并写进家训世代相传。俭约的生活方式由此受到商人社会的普遍提倡。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原题《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差异——社会史视野的考察》；

第二部分原载《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第三部分原载《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第四部分原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第五部分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第六部分原载《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释

[1]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1994年，序论第1頁。

[2]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向外延伸的东海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中山道、甲州街道。

[3]北島正元：《江戸時代》，岩波新書，1966年，第108頁。

[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徳間書店，1973年，第33頁。

[5]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岩波書店，1975年，第88頁。

[6]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15頁。

[7]太宰春台：《経済録》，笹山晴生等：《详说日本史史料集》，第212頁。

[8]大石慎三郎、津田秀夫等：《日本経済史论》，御茶水書房，1967年，第154頁。

[9]蔵並省自：《日本近世史》，第265頁。

[10]宫本又郎等：《日本経営史——江戸時代から21世紀へ》，有斐閣，1995年，第16頁。

[11]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0頁。

[12]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 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3卷，同朋舍，1984年，第244-245頁。

[13]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 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同朋舍，1984年，第238頁。

[14]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1卷，同朋舍，1984年，第256頁。

[15]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第266頁。

[16]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90頁。

[17]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4卷，同朋舍，1985年，第30-31頁。

[18]京都府編集兼发行：《老舗と家訓》，京都府，1969年，第42頁。

[19]京都府編集兼发行：《老舗と家訓》，第42頁。

[20]同上，第45頁。

[21]同上，第54頁。

[22]北原種忠：《家憲正鑑》，家憲制定会，1920年，第396頁。

[23]北原種忠：《家憲正鑑》，第362頁。

[2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3頁。

[25]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58頁。

[26]野間光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8·西鶴集》，岩波書店，1971年，第185、122、91頁。

[27]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0頁。

[28]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15頁。

[29]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1頁。

[30]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76頁。

[31]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2]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2頁。

[33]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201頁。

[34]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5]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岩波書店，1971年，第24頁。

[36]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13頁。

[37]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4頁。

[38]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6頁。

[39]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3頁。

[40]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