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针对大名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武家诸法度”因此频频出台。

德川幕府建立后，旧主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仍据守大阪，有些大名依然私下拥戴丰臣秀赖为盟主，是为德川幕府的心腹之患，德川家康一直在等待灭亡丰臣家的机会。为加强对西日本大名的控制，削弱和孤立丰臣氏势力，1611年（庆长十六年）德川家康在京都二条城对小仓藩主细川忠兴、播磨藩主池田辉政、广岛藩主福岛正则、熊本藩主加藤清正等西日本大名下发“誓文”，要求各大名集体签名。“誓文”由三条组成：遵守自源赖朝以来幕府的法式，不得违背幕府发布的各种政令；各藩不得隐匿违背法度与违抗将军命令者；不可包庇家臣中之叛逆者及杀人犯。[1]这一名义上大名对将军表示效忠的誓词，实际上是德川幕府发布的最早的法令，只不过形式上是通过大名签名表示服从而已。

1614年11月至1615年5月间，德川家康在“大阪冬之阵”“大阪夏之阵”的两场大战中，彻底消灭了关原之战后苟延残喘十余载的丰臣家势力，至此，德川家康统一日本的大业终告完成，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战乱时代落下帷幕，史称“元和偃武”。

1615年闰6月，大阪夏阵结束后不久，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用于防御而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即在一个令制国[2]由数个大名分割领有的情况下，各大名只可保留一个城池作为大名的居城；一个大名家领地跨越数个令制国时，可在各令制国建一城，其余的城必须全部废除。根据这一法令，战国时代三千多座城池被一举拆除，只保留170座，由此成功削弱了大名的军事力量。紧接着，在德川家康的幕后策划下，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见城召集全国大名，发布“元和令”（1615年7月从“庆长”改元“元和”），是为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始。

《元和令》共有13条，基本内容为：[3]

1.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法也，需兼备之。

2.不可聚饮游佚。

3.各国不可隐匿违背法度之人。

4.诸国大名小名及诸侍从、士卒，发现叛逆或杀人者，应速追捕法办。

5.自今以后，本国之外，不得与他国之人交往。

6.诸国居城，即使修缮，亦当呈报，新城之建严令停止。

7.邻国若有生事或结徒党者应速呈报。

8.不可擅自缔结婚姻。

9.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定。

10.衣裳品级，不可混杂，君臣上下，各有其别。

11.杂役者不可坐轿。

12.诸国诸侍应节俭。

13.国主当选政务之良才任之。

《元和令》作为德川幕府首个面向全国大名的法令，继承了镰仓幕府以来武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新的治国理念，如强调治国之本在于文武两道，增加了习文的要求，这是出于治天下的需要给武士增加的新任务。除此之外的条文，多是为了防止“下克上”重演，对大名定下的规矩，如不可破坏身份秩序，不得结党营私，不得修缮及新建城池，显然也是防止大名借机扩充军力。

《元和令》颁布后，德川前期各代将军多次进行了修改。1635年（宽永十二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任将军后，由儒官林罗山主持对《元和令》进行修改，并颁布《宽永令》。《宽永令》的内容由原来的13条增加到19条，如不许建造500石以上的大船；禁止私设关卡；禁止私斗；各藩均要遵守幕府法律；等等。有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如规定大名参觐交代的具体时间，对衣装明确规定了身份等级的不同。《宽永令》成为后世“武家诸法度”的蓝本，在这一法令下，幕府以完善法度为名，对大名实施高压政策，针对外样大名的改易与转封都达到顶峰，因此，这段时间也被称作“武断政治”时期。1663年（宽文三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时期发布《宽文令》（21条），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对不孝之子科以处罚的条文，同时禁止殉死习俗，废除令大名与重臣的人质居住江户的制度。1683年（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颁布了以和汉文混合体撰写的《天和令》（15条），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中都强调的“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这样的条文，增加了“厉行忠孝，重视礼仪”，表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幕府放弃了“武断政治”，开始向重视以儒学为指导的“文治政治”转变。1710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颁布了由儒学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写的《正德令》（17条），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文。1717年（享保二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颁布《享保令》时，宣布恢复1683年《天和令》的内容，此后一直使用到幕末。“武家诸法度”就是武家宪法，每代将军更替，便把诸大名集中到江户向其发布法令也成为定例。大名唯有严格遵守，如有违犯，则要受到惩处。

表1-3 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