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贵族是没落与反动的代名词，国人对于贵族（尤其是日本的贵族）这一概念，也有许多误读：对贵族的理解发生偏差，把贵族等同于拥有财富的“大款”，即不富不贵；只知欧洲有贵族，而不知亚洲国家日本的贵族在传承之久远、文化之厚重方面并不亚于欧洲的贵族；公家贵族在近七百年的幕府统治中濒于衰落，其作用与影响被军事贵族——武士遮掩掉了；由于武家是黩武之人，被从贵族队伍中排除出去了。诸多误解，归根结底是在没有贵族传统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无法正确认知什么是贵族。如果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入考察，会发现这个重要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日本历史发展进程及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

严格的身份制度的存在，是日本古代史的基本特点之一，而且身份制度是与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身份制度是把某些人群置于与生俱来的职业的、社会的地位，并从法律上加以固定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身份一旦固定，便世袭传承，无法改变。而身份制社会内的秩序要依靠等级制度来维持，等级制度是对所有人或团体划分尊卑等差，各个等级权利不平等，下层等级人数众多，受到人数较少的上层等级的统治和管辖，权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不平等是身份制度与等级制度的共同之处，而身份制度侧重于职业上的地位差别，等级制度则通过政治、经济上权利与义务的多寡表现出来，这是两种制度的区别。日本是拥有深厚的身份、等级传统的国家，且历史久远。

公元2—3世纪邪马台国即已经存在明显的身份区别——由大人、下户构成的自由人身份和由奴婢、生口构成的非自由人身份，而“大人”与“下户”之分则体现出自由人身份中的尊卑等级。[36]到大和时代，社会的基本身份是由氏上代表的氏人阶层与部民阶层。在氏人阶层，又通过大王（天皇）颁赐的各种“姓”，表示其等级的高低及地位的尊卑。大化改新之际，解放了部民，并模仿唐朝制度，在国家政权的顶点——天皇与皇室之下，把人们的身份分为良民与贱民两大类，[37]良贱之间不可逾越。良民身份中有若干等级区别，即有位的官人（包括五位以上贵族及六位以下百官）和无位的公民，但随着五位以上贵族的世袭化，本来在良民身份中五位以上贵族与其他下级官员及普通百姓之间的等级差别也变成了不可改变的身份差别。进入武家社会，随着武士这一新身份的出现，原本良贱两大身份发展为公家—武家—平民—贱民这样的身份序列。德川幕府在建立幕藩体制的同时，将社会整合为士农工商四种身份，这显然是吸收了中国的制度。但中国历史上的士农工商只是四种职业，“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38]。“四民”之间不仅没有阶级对立，而且每个“民”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发生流动与互相转换。日本的“四民”则被从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加以固定化，形成以职业划分为表象的身份制度，如儒学者雨森芳洲所言，“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而志大虑远，劳力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则不平，大则乱矣”[39]，各种身份世袭传承，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联系。福泽谕吉批判这种社会现状时说：“不但身份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像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40]

在身份制社会内，不仅不同身份的人权利、义务不同，即使在同一身份的人群中间，也存在明显的尊卑、贫富等差，因此在以身份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维持身份制内部的秩序，等级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公家贵族内首创标志贵族等级的家格，从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固定为摄关家、清华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半家等六个等级，确定家格的依据是血统、家系及与皇室、朝廷的亲疏关系。家格是不可改变的，且世袭地存在，由此产生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制度——“极位极官”，即某家某人能够担任的最高官位和官职。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出生于低级家格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不能妄想得到高位、高官。这种情况曾受到批评，如关白二条良基（1320—1388）在其《百寮训要抄》中说：“延喜天历（10世纪前期）以前取贤才登庸，村上円融天皇（10世纪中期）以后，只尊重世系，不看其人才能适否，此乃朝廷之政衰颓之故也。”[41]这种出自公卿的反省很有见地，遗憾已无力改变现实。公家贵族面对窘迫的生活，依然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且被武家社会全面采用。德川幕府按照家系及与幕府关系的亲疏，把大名分成亲藩、谱代、外样三类，把直属将军的武士也分成旗本与御家人。就连各藩的藩士也被分成许多不同的等级，福泽谕吉所在的中津藩是领地10万石的谱代大名，在规模上是中等偏下的藩，而其1500多名藩士中，竟有100多个等级。[42]在日常生活方面，各种等级规制无所不在，如御目见以上与御目见以下的武士之间不能通婚，藩中的上士与下士间也不能通婚。徒士不能直接应答藩主的问话，足轻在路上见到比自己身份高的武士即使在雨天也要跪坐路旁以示尊敬。不同家格的武士在服装上有不同的规格，在住房方面，面积、宅门、样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僭越。

长期生活在身份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在历史的巨大惯性面前已然形成了对这种秩序的某种认同，把习惯变成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作敢为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43]福泽谕吉在尖锐批判身份等级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为制造的制度悲剧，而认为“如天然之定则，没有提出异议者”[44]，说明长期处于这种制度下的人们对此已经习惯成自然。明治维新后，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建立新型人际关系本应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身份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与其说否定以前的身份等级制度，莫如说为了回避社会矛盾，进行身份关系的重组。其结果，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种新的身份取代了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并在“四民平等”的招牌下继续演绎着新的身份差别。不仅新政府需要身份等级制度维护自身统治，大部分日本人也并不否认身份制本身，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以前所属的地位，上升至高一点的地位。[45]真正废除身份等级制度，是经过二战后民主改革才完成的，而身份等级意识却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2.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

由于贵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居于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财富，占据社会资源为自己谋利，甚至要制造一些罪恶。但是，从日本贵族的演变来看，从总体上说，贵族的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如同欧洲贵族无论“拥有什么社会优越的权利，他们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会中最富有的人”[46]。日本的贵族也不能完全与财富画等号。

一般来讲，在等级制社会，包括担任官职在内的政治资源和包括财富在内的经济资源都不是人人可占有，而是按社会成员的等级进行分配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通过一些手段，将获取这些资源的机会和可能性限制在小范围内，表现为社会上层等级权力大，下层等级权力小，权力与财富统一，且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由此产生。当这种矛盾与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日本历史上的情况则不尽如此，等级制度虽然存在，却很难突**份制度的藩篱，即等级是从属于身份制度的等级。士农工商既是从高到低排列的阶层秩序，又具有一定并列性质。各种身份的人分别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武士用战斗守卫农工商，农民为士工商生产粮食，工匠为士农商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人为士农工担当商品流通。[47]几乎所有的身份（包括“贱民”）当中，都既有支配者，也有被支配者，既有富裕者，也有贫穷者。这种社会结构直接制约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使权力与财富不能被某一身份的人或某一等级的人垄断。

从公家贵族来看，在度过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平安时代以后，进入幕府时代起便与皇室一起逐渐走向衰落，只不过徒有官位虚名而已。室町战国时期，公卿贵族生活窘迫不堪，有的甚至濒于赤贫。到江户时代，公家贵族的经济状况与武家贵族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于大名领地动辄数十万石，甚至超过百万石，贵族中地位最高的五摄家的所领平均只有2031石（最多是近卫家2860石，最少是鹰司家1500石）。[48]很多名门公卿的所领不过数百石，一般公卿更是少至禄米30石，因而被讥讽为“徒有虚名的公卿”。明治维新元勋岩仓具视的家格属于羽林家，领地只有区区150石。公家贵族大多数人生活不如下级武士，更不如自给自足的农民。至幕末，包括皇室、公卿贵族、寺社等在内的公家的总收入只有12万至13万石，加在一起仅仅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名。

相比过气的公家贵族，江户时代掌权的军事贵族武士的情况又如何呢？表面上看，武士拥有“苗字带刀”“斩舍御免”的特权，连“切腹”也成了象征武士名誉的死法，武士生活在名誉的精神世界中。而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却将武士与生产资料隔离，使他们仅仅依靠俸禄维持生活，很似现代社会的公务员。如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其家俸禄是十三石二人扶持，[49]因常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做些副业换得一些收入买来麦子和粟类，做成粥和团子来填饱肚子。生活条件的限制使武士不敢多生孩子，堕胎、溺婴等在农民家庭中的多发现象于武士中也相当普遍。不少人不得不向商人借贷度日，还有人不顾身份和面子，招有钱的町人子弟为养子。儒学者太宰春台在《经济录》中曾指出这一现象：“今武家苦于贫困，养他人子必求钱财。故身份卑贱而有钱者乘机出钱让士大夫养其子，以数百金便可取有田禄之士大夫之家。当初以军功忠勤而享世禄之家，被身份低贱者所夺几百上千，数不能详。”[50]可见武士徒有华丽的荣誉外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具有经济实力，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在武家家训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厉行节俭，禁止奢华的训诫。如熊本藩藩主细川重贤在家训中规定家人每日饭菜的标准：“朝夕食素，一汤一菜，午间可用鱼等，亦不过一汤二菜。”“朔望佳节，与常日无异。年初仪式，当依家法从俭。不可稍有疏忽。”[51]熊本藩是家领54万石、屈指可数的大藩，其饮食却如此简单。并非武士天生节俭，而是在现实体制下，武士从上到下没有奢侈的资本。特别是在中下级武士中，微薄的收入及清贫的生活，加上日益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蚀，“奉公”的意志被逐渐瓦解，对幕藩统治的不满便油然而生，以至于在幕末发起倒幕运动，幕藩体制的堡垒首先从内部被攻破。

如果说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是“贵而不富”的话，那么江户时代的町人（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就是“富而不贵”了。町人是身份制度及重农抑商政策同无法阻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体制的产物。1615年（元和元年），德川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将武士集中到城下町居住，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也集中于此，逐渐形成以大阪、江户、京都为首的城市消费中心，町人势力大增。然而，不论他们如何富有，也只能居于士农工商中的末流，没有当官入仕的预期，只能服从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们专属的领域寻求自身发展。这种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职业体系与日本人的家业观念及“家”制度结合在一起，刺激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豪商巨贾应运而生，约占总人口5%—6%的町人是近世社会中最具经济实力的阶层。当然，也有不满“富而不贵”现状的人，如元禄时代（1688—1704年），有大阪首富之称的豪商淀屋辰五郎公然违抗幕府发布的俭约令，生活极度奢华，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服饰招摇过市。1705年，幕府以“僭越町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等罪名，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对淀屋家的惩处是对町人的严厉警告，促使其牢记自己的身份。久而久之，便习惯了这种身份秩序，如长崎町人学者细川如见在1719年写的《町人囊》中已经表达了对町人身份的满足：“町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人伦。生逢此世，生于此品，实乃此身之大幸也。”“与武士相比，唯有町人才真正快活。”[52]

由上可见，身份制度与等级制度相结合，带给处于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们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使权力与财富产生分离。如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都是身份上的至尊者，却不都是经济上至富者；商人拥有财富，“天下之金银尽入商人之手”[53]，却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豪”而已；占全部人口85%左右的农民是幕府征收年贡的来源，在完纳年贡（年贡率大体为30%—40%，有的地方为10%—20%）后，可以享受比较自由而充裕的生活。[54]这种社会结构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的得意者，也无绝对的失意者”[55]，从而避免了财富的集中，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3.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与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充满矛盾了：就个体而言，日本人温文尔雅，严于自律，井然有序，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就群体而言，日本人在战前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极其残忍和野蛮，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案。这种矛盾性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追溯其根源，当与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并存于历史，对民众产生广泛影响不无关系。尽管武家人口大约只江户时代人口的6%，贵族的人口更少，[56]但他们既是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百姓的楷模。如1871年10月，明治天皇对华族发布敕旨，号召华族“广闻见，研智识，为国家之御用而奋发勉励”，并指出“华族立于四民之上，应为众人之标的”。[57]标的者，榜样也。加上日本人向来就有贵血统、重家系和崇尚权威的传统，贵族的存在对民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拜中国文化所赐，公家贵族从奈良时代起就逐渐养成了重教育、重教养的传统，贵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识和文化，更强调出言进退、行为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都必须符合贵族的礼仪和规范。经过数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为特征的贵族教养。尽管在幕府时代公家贵族远离政治与权力核心，但始终保持着学问及文化上的优势，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武士掌握政权后，不仅没有摧毁公家贵族的肉体，也没有摧毁其文化，并注意到自身在处理政务及社会交往中加强文化修养的必要。于是，武家子弟被送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著名的五山十刹成为学问中心，一般的寺院也都成为武士子弟的文化殿堂。到江户时代，武士已经成为与公家贵族共享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士”的知识分子色彩越来越浓，许多武士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儒学、国学、兰学、西学的学问家。武士的贵族化说明一个道理，即贵族的精神是可以培养的。在贵族文化的影响下，不管是武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形成重教育的传统，到江户时代末期，通过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识字率已达男子40%、女子10%。[58]在这样的平民教育基础上，明治维新后近代教育迅速发展，到1910年，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在学人口指数已经超过了美国。[59]进步的社会是由许多受教育的人组成的，文明的社会是由许多有教养的人组成的，良好的教育是形成良好的教养的开端。

与重文化、教养、讲求优雅的公家贵族相比，对于武士来说，“在关键时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马前战死是武士的第一职分，也是最高荣誉”[60]。武士鄙视公家贵族的优柔文弱，武士精神——武士道的核心价值是忠诚与尚武。忠诚就是要有献身于主人的牺牲精神，这种献身要达到为主君牺牲生命的程度。尚武是以战争为业的武士必备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于武艺，崇尚杀伐，重名轻死，对庶民阶层深有影响。近代以后，通过国家政权以《军人敕谕》和《军人训诫》、“教育敕语”等形式的大力渲染，过去仅作为武士阶级特殊行为规范的武士道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使武士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的近代日本成为弥漫着武士道精神的兵营国家，尚武精神被全社会高度认同。忠诚与尚武虽有积极的一面，而发展到极端就表现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仅是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一旦被误导或失控，就会给人类的和平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点已经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得到证明。

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日本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贵族都形成不同的贵族精神，公家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家贵族的尚武与忠诚，造就了日本国民性中的双重性格，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表现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了解日本贵族制度的历史，或许会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彬彬有礼，在集团外部冷酷无情；时而恭敬服从，时而桀骜不驯；强调内敛、自律，却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公家与武家这两大风格完全不同的贵族的长期存在及其影响，正是日本人矛盾性双重人格产生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