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贵族的教养，人们一般会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欧洲贵族身上。而若从传承之久远、文化之厚重方面来考察，东方国家日本的贵族丝毫不逊于欧洲的贵族。当欧洲的贵族还蜗居在中世纪乡野的城堡，粗鲁不堪，只关心养狗、骑马、打猎的时候，日本的贵族已经在教养方面领民众之先，创造了灿烂的贵族文化。

人们往往会认为，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贵族，都不事劳动，过着优裕的生活，所以有余暇和精力去舞文弄墨，写诗作赋，弹琴唱歌，游山玩水，追求高雅，其教养肯定高于终日为衣食温饱而劳碌的普通大众。其实，这些理解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失片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教养与其生活状况有直接关系，如良好的教养首先得益于良好的教育，这就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而日本古代贵族的教养之形成首先来自身份制度下自我意识的完善，即作为上流阶层而存在，时时事事要显示出与这一阶层相符合的行为规范及生活情趣。即使多数贵族并不像藤原氏那样权倾朝野，财富充盈，且到幕府时代生活潦倒，但他们依然警诫自己不能失去贵族的品格和修养。因此，经过律令时代数百年的陶冶，以知性、高雅为特征的贵族教养得以形成，并影响了社会大众，与整个历史相伴始终。

贵族的教养首先来自教育。大和时代，日本几乎是文化沙漠，大陆移民中的文化人承担了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任务，也因其文化素养而在朝廷中垄断了文书记录等工作。这对于当地贵族来说或许是一种刺激或动力，促使他们从掌握文字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学、经典、政治思想，到最后创造自己的文字和文学及文化。奈良时代是文化繁荣时代，大陆移民的地位逐渐降低，贵族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通过派遣遣唐使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唐朝，直接与文人雅士交流，使贵族们加深了对文化知识的憧憬，很快表现出对教育的关注，他们尤其重视让自己的子弟具备符合贵族身份的文化、知识、礼仪、趣味与教养。由于荫位制度的存在，对于贵族来说，不进大学寮学习，不参加科举考试照样可以叙位任官，因此大学寮中枯燥的学习难以引起贵族子弟足够的学习兴趣，实际上当时的贵族更热衷于对子弟从幼小的时候开始进行家庭教育，后来贵族们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如弘文院、劝学馆、文章院的人气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学寮。

在古代日本，由于没有科举制束缚，贵族的教育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在文学修养方面，晦涩难懂的儒家经典似乎并没有引起贵族们的多大兴趣，人们却以会写汉诗为荣，应诏侍宴、迎接外国使节、贵族聚会等朝廷际会场合都要赋诗，因此从天皇、皇族成员到贵族、僧人，涌现出许多造诣颇深的汉诗人。在汉诗文的影响下，和歌也有了迅速发展。在当时，赋汉诗，咏和歌在贵族中蔚然成风，一个贵族男子如不具备汉诗和歌的基本素养则难登大雅之堂。在个人兴趣方面，贵族们竞相追求高雅，涉猎各种学问与艺术，还要培养书道、绘画、抚琴、吹笛等雅趣，以在朝廷生活中独树一帜。在礼仪方面，由于受唐代制度、文化影响，在朝廷与宫中乃至各种社交场合，形成了严格而烦琐的礼仪规范，如何保持作为贵族的体面，不失身份，在当时是颇为重要的事情，因此就有了专门研究和介绍各种朝廷官员行事与礼仪、装束、典故等方面规范的学问（亦称“有职故实”）的发达，源高明的《西宫记》、藤原公任的《北山抄》、大江匡房的《江家次第》三书，成了礼仪方面的必读书，还出现了以此为家业的贵族家庭。[21]作为贵族的一员，在朝廷内外的出言进退、行为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都必须符合贵族的礼仪和规范。例如，书信往来在当时是重要的社交手段，要措辞得体、不能随便应付，由此，便有了专门教人写信的教科书《明衡往来》。《明衡往来》的作者是历任文章博士、大学头、东宫学士等职的贵族学者藤原明衡（989—1066），他以收集到的贵族之间的信件为范本，教授贵族子弟在正确的遣词造句中，表现贵族的礼仪与优雅。正因为《明衡往来》具有强烈的贵族性与实用性，才使得它成为启蒙教材的典范，并广为流传。

贵族社会在注重男子教养的同时，也未忽视女子的教养。在文化繁荣的奈良、平安时代，贵族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以女儿作为攀附权势的工具，让女子具备一定的才学以增加其身价。在这种动机之下，贵族社会内形成让女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的传统。只不过贵族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进入大学、国学及私人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贵族家庭多由其母或祖母担任教师的角色，或聘请教师到家里来授课，在教其修身、礼法的同时，学习各种技艺，以培养温顺贤淑的女性为目标。贵族偏重女才的教育促进了这一时期上流社会女子在政治、文艺、宗教等各方面都很活跃的景象。除了出现多名女天皇之外，也涌现出不少像紫式部、清少纳言、赤染卫门等极富才华的名门闺秀。除此之外，公家女子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很多贵族家学发达，贵族家的女子从小在装束、仪态到举手投足方面受到严格的规范，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她们自然而然地受到贵族文化的熏陶。由于贵族女子独特的气质且具有教养，在贵族势力衰落的幕府时代，她们的婚姻对象不只局限在公家内部，就连幕府将军及地方大名都纷纷迎娶贵族女子为妻或侧室，她们在子女教养的培养，传播贵族文化方面是有贡献的。

由于贵族在平安时代已经形成重教育、重教养的传统，进入幕府时代，公家贵族不再像奈良、平安时代那样荣耀，生活也大多陷入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公卿家庭只好依靠世传家业补贴家用，如冷泉家的和歌、五条家的相扑，飞鸟井、难波两家的蹴鞠，大炊御门家的书道，四条家的料理，高仓家与山科家的衣纹（专司公家装束的流派），园家、植松家的插花，甘露寺家的吹笛，西园寺家的琵琶，锦小路家的医道等等，各家分别成为各领域的“宗家”。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宗家”的存在，为了维护他们存在的必要性，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即任何知识不经传授都是不正确的。这一习惯一方面让贵族们在传道授业中获取一些收入以维持生活，同时给贫困潦倒的皇室与公家保留了仅有的文化权威，在中世武家统治的文化黑暗年代传承了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不经意中使各种文化以家业的形式世代传承，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日本的贵族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