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那是指文化层面的交流，这样的评价用于日本人对中华制度文明的吸收与模仿，则未必准确。从平安时代中期起，日本在文化上从“唐风”转向“国风”，在制度和基本社会秩序方面，脱离唐制，回归传统的倾向日益明显。虽然与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仍在继续，并处于中国文化的强力影响之下，但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却与中国渐行渐远。

皇权重归衰落

毫无疑问，日本皇室是君主制国家中最尴尬的皇室，直到明治维新前，只有极其短暂的天皇亲政的历史。大化改新后，日本开始了模仿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进程，在此后的奈良时代，天皇制进入鼎盛时期。然而，天皇亲政并没有持续多久，从平安时代开始，天皇的地位便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而渐趋下降。先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藤原氏贵族集团以外戚身份专擅朝廷、独揽大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天皇权力被架空；继而是武家政权建立后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政权对朝廷日益严密的制约，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给明朝皇帝的国书中可以自称“日本国王”，德川幕府将军更是公开使用“日本国大君”作为正式外交称号，天皇已经彻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更有甚者，德川幕府竟然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以法令约束天皇、皇室及公家的行动。在幕府时代军事贵族的强权面前，“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19]。

政治上的无权，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潦倒。在奈良时代，天皇作为全国的土地所有者君临天下，不仅控制着国库，也占有大量皇室领地，其富有如圣武天皇所说，“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20]，只是好景不长。进入幕府时代，皇室领地被幕府、武士、寺社肆意侵吞，到室町时代末期皇室的领地收入只有可怜的三千石左右，生活之窘困往往连天皇的葬礼和即位大典都搞不起。到德川幕府时期，皇室沦为幕府的食客，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也只有“禁里御料”区区三万石，仅相当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大名。1868年9月，当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从京都出发到江户的途中，在滨名湖西的汐见坂（静冈县境内）见到大海的巨浪时惊异不已，这是从中世以来，偏居京都、几乎与世隔绝的天皇第一次见到太平洋。作为岛国日本的君主，可怜之极也！

贵族再成历史主角

尽管日本文化中存在大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日本与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最大不同，就是从未建立起中国那样的平民社会。在没有“革命”传统的日本，不仅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也曾经有历史最悠久的贵族。所谓贵族，是指依据血统与门第获得社会特权的人们及其家族，进而指这种身份。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剥夺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的私有权，建立中央及地方的官僚机构，豪族因此失去了基础，并开始发生分化，从规模上由大变小。如大和时代从事古坟营造和葬送礼仪事务的土师氏到平安时代初期分为大江家、菅原家、秋筱家。然而，旧豪族只是被削弱而没有被摧毁，且在律令国家的保护下进一步成长。如果说大和时代豪族的存在还限于传统层面的话，那么到律令时代，贵族已经成长为制度化的特权阶层。律令时代的贵族特指服务于天皇与朝廷的官僚中的五位以上者（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他们住在京畿，亦称“公家”。律令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如“荫位制”、官职家业化及赋予贵族种种经济特权，使新贵族的势力迅速膨胀，铺平了朝廷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道路。在这种制度下，依靠个人努力而升进的可能微乎其微，导致作为中国古代制度基石的科举制度传入日本后昙花一现。

平安时代的贵族政治造就了仅次于皇室的外戚藤原氏专权。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外戚专权是由皇帝最亲近的人滥用和放大了皇权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外戚专权与“摄关政治”却大大弱化了皇权。“摄关政治”导致天皇与外戚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军事贵族集团——武士乘机崛起，在镰仓建立了与中国式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权，不仅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摧毁，天皇随后也被彻底虚位。

相对于“公家”的“武家”，实质上仍然是贵族集团，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直接起源于皇室的将皇子赐姓朝臣后降为臣籍的制度。[21]他们能够得到各地武士的拥趸，就是因为他们既有军事实力，又有皇室与贵族的地位与声望。而大多数武士的贵族化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丰臣秀吉在基本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之后，于1591年颁布了“身份统制令”，固定了武士与百姓、町人的身份和职业，明确了士农工商的区别，从而结束了武士的半农半兵的状态，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脱离生产的家臣团的出现，武士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职业化的军事贵族。

考察日本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自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到明治维新这漫长的岁月里，日本历史舞台的主角其实并不是天皇与皇族，而是贵族——从大和时代的豪族，到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亦称王朝贵族），再到幕府社会的军事贵族。虽然三个阶段的贵族并非一脉相承，但实行强权统治是相同的。相比较而言，幕府军事贵族与古代豪族更为接近，都是实施以武力为基础的强权统治。庶几可以说，大化改新后模仿唐制建立的文官官僚制度实际上偏离了日本历史本来的轨道。从平安时代开始，贵族再度登场，架空天皇的权力，是社会秩序向固有贵族传统的第一次回归；而幕府军事贵族的产生则是第二次回归——向武力、强权的贵族统治的回归，这才是日本历史的本来面貌。

社会回归族制统治

日本自大和时代就形成了“以族制立国”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律令官僚制瓦解之后，再度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武士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集团的一员在战斗，武士团是以“族”为单位的结合，它既是镰仓幕府时期的社会组织，也是当时的家族组织。其成员包括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还包括姻亲，由收养而形成的养父母、养子孙及干亲，进而还有从族外人中挑选出来的有能力的从者。这种武士团与大化改新之前以氏上、氏人秩序为中心的氏的结合很相似，因此有人称它是“古代氏族制度的复活”[22]。从镰仓幕府末期开始，由于武士团内部家的利益诉求日益凸显，加上财产的分割继承削弱了武士团首领——总领的权力，武士团的族的结合越来越显现出崩溃的趋势，原来的一族分裂成势均力敌的数支力量，社会处于长期混乱与动**之中。在大名领国形成后，人们随着新的主从关系的组合开始直接追求家的利益，到江户时代，“家”制度取代了族的结合，成为幕藩体制的支柱。

中国古代社会矛盾主要是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这样的结构中展开的，而日本历史上的政治主体是以族制为中心的贵族集团，社会矛盾基本上是在统治者集团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在幕府时代，家族秩序的混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阶级矛盾始终被包容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对立中而得不到凸显，日本历史上冠以各种“乱”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因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而发生。阶级矛盾不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主线，从而减少了暴力对抗对社会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破坏，正因如此，在日本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建设有较为和平的环境，文化传承不曾出现中断。

身份等级制度大行其道

如前所述，大和时代已经奠定了身份等级制度的基础。进入律令时代，在天皇与皇室之下，把人们的身份分为两大类：良民与贱民。良民又分成有位的官人（包括五位以上贵族及六位以下百官）和无位的公民。同是“良民”，五位以上的贵族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一位至五位的贵族之子可分别荫位从五位下至从八位下，一位至三位贵族之孙可荫位正六位上至正七位上，而根据“选叙令”的规定，贡举考试取得最好成绩的秀才最高叙正八位上。对于没有贵族家庭背景的下级官僚来说，从最低的少初位下晋升到从八位下，需要32年时间。[23]贱民占当时人口的一成左右，包括陵户、官户、家人、官奴婢、私奴婢，统称“五色之贱”[24]，他们没有姓氏，不能独立成户，官私奴婢还是被买卖的对象。总之，律令时代的等级身份制度比前代明显趋于复杂，而且更加看重出身、世系。

进入武家社会后，身份区分衍化为公家—武家—平民—贱民这样的身份序列。在公家这一身份序列中，尽管在幕府时代逐渐丧失实际权力，但在等级制度方面依然领天下先，上至摄关大臣，下至普通史官之类的低级官员，都按照家格[25]（门第）来任用。武士是新出现的身份，他们从原来作为律令时代军事职能的承担者转变成政治机能的承担者。但直到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脱离生产的、纯粹的、以军事为业的真正意义的武士身份才得以确立。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身份，“四民”属于两大阶级，以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的士阶层是统治阶级，农、工、商被统称为“庶民”，庶民之下还有被称作“秽多”“非人”的贱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各种身份的人必须严守在衣食住行、姓名、婚姻等方面的规范，世袭地从事固定的职业。幕府法律规定，“即使是足轻（下级武士），遇到轻贱的町人百姓之粗鲁的辱骂，不得已将其斩杀，经查可以证明其无错，可不予处罚”[26]，此即所谓“斩舍御免”，反映出幕府维护以武士为顶端的社会秩序及武士权威的基本立场。在德川时代近270年里，不到人口一成的武士作为“三民之长”，实施了严格的身份统制。在各种身份内部，还存在等级差别，在武家社会最为典型，如大名有亲藩、谱代、外样之分，直属将军的武士有旗本与御家人之别，各藩的藩士也被分成许多不同的等级，且一成不变，江户时代被称为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并切实得到加强的世袭制度”[27]。

日本的“士农工商”身份划分，显然是吸收了中国的制度。然而古代中国的士农工商职业区别在日本被彻底颠覆，形成身份制度，并与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在江户时代达到顶峰。福泽谕吉批判这种社会现状：“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这种制度“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28]不平等是身份等级制度的核心，但其客观上的历史作用则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首先，身份壁垒把士农工商封闭在不可逾越的职业领域，最先受到损害的是武士本身，因为把武士与生产资料隔离，其仅仅依靠有限的俸禄生活，政治地位与经济力量并不相称，武士“仅仅是机构性的精英，是制度上的精英，却是不具经济实力的特殊的精英”[29]。久而久之，造成主从关系体系的坍塌。在下级武士走向贫困的同时，町人及商业资本成为身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某种意义上说，身份制度培养了幕府统治的掘墓人。其次，社会资源的非垄断性保障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身份制度带给人们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其客观效果是权利与财富并不具有一致性，至尊不等于至强，至强不等于至富，至富不等于至尊，正如福泽谕吉所说：“日本社会贫者身份高，富者身份低，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的得意者，也无绝对的失意者。”[30]身份制度既维护了幕府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财富的集中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幕府统治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结果，而非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最后，促生社会多元化发展。由于“士农工商”既是统治秩序，又是职业体系，每个身份的人都不能“见异思迁”，只得专注于自己所属的领域，社会得以多元化发展。不仅有精通文武之道的武士迅速成长，一大批豪农、豪商也脱颖而出，精英人才在存在于各个领域。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时，既准备了资本，也准备了人才，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