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今后的中日关系时，能否从更高的宏观视野出发制定出新的长期战略至关紧要。所谓宏观视野，是把两国间关系置于区域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中考虑；所谓长期战略，是指双方能够顺应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以前瞻性的、发展的观点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当前，对中日两国来说，前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既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后者则面临着调整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

（1）作为战略选择前提的三个基本相互认知。在调整和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及其相互间外交方针之际，中日两国有必要在三个基本层面上确认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对正在变化的对象国的相互认知。一个必须面对、不容选择的事实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近邻，近邻关系搞好了胜似远亲，搞不好则会被搅得心神不宁。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人口大国、政治大国，并且正在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走向经济大国；日本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并且急欲走向政治大国。两国的这种发展趋势都具有一定客观依据，因此简单地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并设法加以阻拦并不足取；制造事端、恶化关系，只能两败俱伤。中日两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掌握“强强”合作与竞争的艺术，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对区域合作中两国作用的相互认知。如前所述，随着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密，今后的中日关系已不单纯是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区域内国家或地区间的问题也势必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中日两国的利益。作为东亚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时要兼顾周边利益乃至地区利益，而在中日单方处理与周边一国或地区的关系时，也应注意与另一方保持沟通协调，尽量避免中日两国在地区事务中形成摩擦、争夺和对立局面。在近年的APEC会议、东亚领导人会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主要活动中，中日合作初显成果，今后这种合作大有深化扩展的空间。在广泛的地区框架内思考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而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对中日双方乃至整个地区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对世界范围内两国地位的相互认知。冷战已告结束，但冷战思维尚未被彻底扔进历史垃圾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下，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几十年来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崛起的中国必将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经过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发达国家之一，希望彻底摘掉战败国帽子而成为普通国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躁。但是，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两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让世界相信中日两国是维护和平、发展和稳定的可靠力量。再就是两国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时，必须把如何处理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考虑，只有构建一个平衡的中美、中日和日美关系，才能使中日两国新的发展战略具有现实可行性。

（2）中日两国新发展战略的定位及其本质。以上述思考为基础，中日两国在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时，还应该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回顾漫长的古代史，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拥有辉煌文明的中华帝国。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是通过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王道”确立其地区最高权威的，从而缔造了使四邻臣服的“华夷秩序”。但是，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下，“华夷秩序”彻底崩溃。此后的百年间，中华民族为了维护国家独立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外交上推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内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计划经济，结果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反观日本，并非一些人所说的“没有战略”。古代日本暂且不论，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战略可清晰地总结为：通过明治维新，制定了“脱亚入欧”的战略，从而成为亚洲唯一保持了国家独立完整并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昭和初期，日本发生战略转变，把“脱亚入欧”变成“脱欧主亚”，并为充当“东亚盟主”推行“霸道”政策，接连在东亚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战争期间还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下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大东亚会议”；日本战败后，其战略方针改为“脱亚入美”，结果在美国的特殊“关照”下，很快又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近代以来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表明，日本虽然是个推崇儒学的国家，但还没有真正领会“中庸之道”的价值，或者本来就不愿接受“中庸”的说教。

鉴于过去的历史，中国吸取了“失去的30年”的教训。邓小平复出后，大胆改变战略，提出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于是，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政府又加入了“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负责任的大国”“全方位外交”“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等新内容，使既定的发展战略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

再看日本，泡沫崩溃后尽管进行了十余年的改革和调整，却还看不到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出现值得赞许的新变化，战后以来奉行的“脱亚入美”战略总体上说仍在继续。但这已是一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陈腐战略”。日本应该是认真考虑采取“连美归亚”新战略的时候了。

所谓“连美归亚”，是指日本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作为地区大国应与东亚各国改善关系，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诚然，战后日本选择了“入美”的国策，从而尽享“搭便车”的利益并再次崛起，而今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多数日本人倾向维持日美特殊关系的理由。但是，新战略中的“连美”不应是迄今为止的“对美一边倒”和“只要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含义，而应是一种平衡的战略。“归亚”也不应是以领导者或统治者姿态的复归，而是作为亚洲人、亚洲地区的一员，与区内各国平等相处。一言以蔽之，采取“连美归亚”战略，日本将会起到一种联系超级大国美国和东亚的桥梁作用，进而为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安全做出特别贡献。若此，日本将赢得东亚各国的信赖，反之恐将成为亚洲的孤儿。

日本回归亚洲，有利于其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发展，但对近代以来率先实现现代化而习惯了在东亚高人一头的日本人来说[10]，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心态，否则就无法与周边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发展。

还应指出，“王道”的“华夷秩序”也好，“霸道”的“东亚新秩序”也罢，在以自我为中心谋求地区支配权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中日两国在构筑新的发展战略时，必须彻底摈弃这些陈腐的观念。抓住历史机遇，以地区一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开放性的合作，共享合作的利益，让对方及周边各国安心，这才是中日两国新的战略定位的本质。

（3）新发展战略下中日合作的必要途径。当前，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错综复杂，对这些问题，日本学者做了利益、权利和价值等三种性质的分类[11]，但无论解决何类性质的问题，中日双方继续本着“求同存异”“面向未来”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对中日双方来说，今后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有关问题时，应该从长远观点和战略高度出发，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排除感情色彩，以务实的态度和不懈的耐心去处理各种棘手难题。

作为全面推进两国关系的必要途径，以下诸点应予重视并期待实施。

第一，拓宽政治对话渠道，强化政府间的沟通合作机制。与恢复邦交前的政治环境不同，两国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交换意见，处理纠纷，而且可以通过首脑互访以及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机会实现首脑会谈。目前，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一个多层次、交叉性的中日政府间交流合作网络有望形成，不断强化和完善这一机制，可以确保两国关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此外，为了应对中日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两国应该协商制定一种突发事态下协调行动的程序和规则，以免事态发生后步调不一，以致过多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第二，扩大合作交流领域，以积极因素化减消极因素。近年中日两国摩擦增多的原因复杂，但交流扩大引起的摩擦增多也是客观原因之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中日间的交流与合作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两国的双边合作。目前经济合作与民间交流基本正常，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下，两国经济、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业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将使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利益关系变得模糊，从而构成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急待修补和推进，安倍访华时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已经明确了这一方针。以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以政治关系的改善促进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深化，将使中日关系进入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二是中日两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例如，在解决令地区乃至世界紧张的朝核问题上，中日合作尤为必要，在六国协商框架下，中日都应该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自不待言，在反恐、反毒、反海盗、反跨国犯罪问题上，在解决贫困、保护环境等区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上，中日两国理应携手合作的领域还相当广泛。

第三，在处理中日摩擦的具体问题时，要按照规则办事，避免感情化。例如，在经济层面，可以预见双方的摩擦还会发生甚至增多，只要双方共同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就可以把问题限定在经济的范畴内解决。历史问题及日本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虽然与现实利益无关，但在中国看来却是个无法让步的原则问题。甲级战犯是远东国际法庭裁定的，不是中国强加的。承认国际审判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同样，承认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也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政治基础。因此，在今后的交往中，避免在历史问题上刺激对方是两国政府、政治家的重大责任。领土归属及东海划界问题也是原则问题，在处理方法上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对于两国民众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某些过激行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疏导，不能听之任之，使事态失控或扩大化。

强化媒体管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的形式、手段和传播速度非同以往，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发展则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更加广泛多彩的内容，要使具有双刃剑作用的媒体服务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事实上，这种做法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照行不误，言论自由是相对的。为了构筑新型、良好的中日关系，主流媒体不应只考虑新闻的“卖点”，而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和识大体、顾大局、面向未来的态度分析报道中日关系的各种事件。[12]

注释

[1]以下根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2]参见人民网2006年10月9日樊永明文“破冰之后仍需奋力”。

[3]法国《回声报》评论语。参见人民网日本版2006年10月8日文“中日领导人会晤开启改善关系的希望之窗”。

[4]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东亚共同体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2005年8月。http://www.ceac.jp/j/pdf/policy_report.pdf.

[5]伊藤宪一：“东亚共同体的梦想与现实”。http://www.ceac.jp/j/。

[6]详见2003年10月13日“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7]详见2004年11月27日“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http://www.chinaemb.or.kr/chn.xwxx/t176017.htm.

[8]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可以看到推进论、慎重论和否定论等不同观点。积极的推进论观点暂且不论，慎重论者所列出的一般性理由首先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该地区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有最贫穷的国家，国与国人均GDP的两极差距高达100倍左右。其次是本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多种语言并存，世界各种宗教的信徒应有尽有。再次是从政治体制上看，本地区既有民主制国家，也有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军人独裁政权。从上述客观情况看，的确与欧盟的形成条件大相迥异，构建共同体的条件远未成熟。基于上述理由，慎重论者强调在缺乏共同的区域价值观、主权让渡困难、民族主义高涨的现实条件下，应从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入手，优先考虑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进而逐次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慎重论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构建东亚政治安全及社会文化共同体问题上态度悲观。

[9]根据南开大学教授薛敬孝课题组所进行的计量分析，在各种自由贸易区方案中，最适合于中国的依次为中日韩+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中国+日本、中国+东盟、中国+韩国；对日本来说，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依次为中日韩+东盟、日本+东盟、日本+中国+韩国、日本+韩国、日本+中国；对韩国而言，经济效益最好的依次为中日韩+东盟、韩国+中国+日本、韩国+东盟、韩国+中国、韩国+日本。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日韩+东盟FTA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都是比区内其他安排总体经济效益更好的选择。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中日韩中的任何一方无论置身于本地区的任何一种FTA之外，都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参见薛敬孝、张伯伟论文“东亚经贸合作的比较研究”（收于杨栋梁编《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课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曾是外交官的谷口诚指出：“日本人仍是跻身精英的‘脱亚入欧’的精神构造。”原经济产业省官员津上俊哉曾说：日本“有蔑视落后的亚洲的倾向”。引自平川均论文“经济一体化与东亚共同体构想”，载于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126号，2005年10月。

[11]见毛里和子《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岩波新书，2006年，第207页。

[12]原文刊于加加美光行编《中国内外政治与相互依存》，日本评论社2008年。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