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区域合作、一体化也在加速进行，并构成了走向全球化的实际内容和基础，以往的那种区域一体化会妨碍全球化的观点已显得苍白无力。区域合作的加强，意味着区域内的国家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区域内的问题往往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因此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还必须兼顾地区利益，与区域内的相关各国协调进行。同样，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不单纯是中日两国间的关系，而是东亚中的中日关系，两国间有关问题的处理将涉及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而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问题也势必对中日两国产生影响。这一认识是随着近十年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逐步加深的。

（1）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1997年夏，以泰铢暴跌为导火索，东亚卷入一场金融危机。除泰国外，印尼和韩国也遭受沉重打击。其影响迅速波及整个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7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东盟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中日韩领导人应邀出席东盟9国非正式会议，就稳定货币、亚欧对话、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东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这在东亚历史上尚属首次。

翌年12月，第二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摆脱金融危机。中日两国拿出的具体支援方案是，日本承诺提前实施借款总额相当于300亿美元的“新宫泽构想”，中国则表示尽管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压力增大，但人民币不会贬值。此次会议后，东亚领导人会晤形成定制，成为区内各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合作的平台。

第一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来，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该地区各国首脑的会晤，就地区合作的基本方针、方法等进行协商。从1997年到2005年，会议由东盟成员国轮流每年举办一次，现已举行了九届。

其二是三个10+1，即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期间，东盟各国首脑分别与中、日、韩首脑举行会谈。另外，2003年12月，在东京还召开了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

其三是中日韩首脑会议。1999年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之际，在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提议下，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了首次非正式早餐会，开辟了三国交流意见、讨论合作的重要渠道。

其四是部长会议。这是按照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的方针，落实区域合作的各项部署而举行的部长、副部长、局长级高官会议，协商的内容包括外交、安全、财政、经济、农林水产、旅游、劳动、环境、卫生、信息等各个领域，从而在实务层面切实推进了区域合作。

其五是相关组织及其活动。相对于政府间的合作，“第二轨道”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亦引人注目。在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下创立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 E**G）、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y Group EASG）、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 EAF）、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 Think Tanks NEAT）、东亚综合人力资源开发项目（Comprehensiv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East Asia）等，研究活动活跃。其区域合作研讨会及相关报告为区域峰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2）区域合作的成效与中日两国的对应。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以来历时九年，区域合作的急速进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在10+3框架下达成一致意见的多项协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2月在菲律宾召开的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中划时代地囊括了区内贸易、投资、金融、社会开发、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文化、开发合作、政治和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内容。按照声明中达成的共识，部长会议成为惯例，各领域的地区合作得到切实推进。清迈协议的签署，不仅在地区金融合作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且首次建立了整个地区的相互支援体制，意义深远。

第二轨道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令人瞩目。东亚展望小组（E**G）于2001年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并被会议采纳。报告中提出57项建议（主要的建议有22项），并首次提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长期目标。东亚研究小组（EASG）则于2002年向东亚领导人会议提出了包括17个短期目标和9个中长期目标的区域合作研究报告，并被会议所采纳。

迄今为止，区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截至2000年，全世界建立了各类自由贸易区100余个，唯独中日韩三国没有加入任何区域合作协定。但是其后东亚区内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速，短短几年，区内已签署了数个自由贸易协定，更多的区内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区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22年间，区内贸易额增长11倍，区内贸易比率从1980年的出口33.9%、进口34.8%，扩大为2003年的出口50.5%、进口59.7%，即便与EU的61.4%、63.5%和NAFTA的55.4%、39.9%相比，这也是很高的比例。[4]同期，区内投资增长了26倍。[5]这些都如实地反映了区域合作蒸蒸日上的景象。

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步调相一致，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也在切实推进。在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协议，计划10年内与原东盟六国、15年内与东盟的其他四国实现自由贸易。此后2004年1月1日，中国提前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于2005年7月20日对东盟的进口货物单方下调关税。此外，中国还先后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此外，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其后又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2003年12月，日本在东京主办了日本和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双方就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会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目前，日本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仍在进行谈判，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中日韩三方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2003年10月13日，根据中方提案，三国领导人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宣言制定了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发展方向，将贸易投资、信息通信、环保、防灾救灾、能源、金融、科技、旅游、渔业资源等九个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领域，决定加强人员交流及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新闻媒体、公共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海盗、贩卖人口、传染病、海啸、毒品犯罪、国际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在三国军事人员交流、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也取得共识。[6]三国签署如此内容广泛的协议是前所未有的。2004年11月27日，三方委员会于老挝通过《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高度评价了三国自发表《联合宣言》以来在各领域的合作。[7]此外，三国自由贸易区构想也被提了出来。

（3）区域合作的新课题与中日两国的使命。2001年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采纳了东亚展望小组提交的《走向东亚共同体》研究报告，决定将报告中提出的“和平、繁荣、进步”理念作为建设共同体的基准，并在共同体的原则即开放性、透明性和包容性上取得一致看法。关于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基本框架，会议认为应参照欧盟的经验，最终建成一个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体制，从而描绘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东亚共同体的未来。毋须讳言，围绕着能否构筑东亚共同体的问题，还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看法。[8]本文所要明确的观点是，把理想和现实完全对立起来的议论是缺乏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区域合作既需要有一个长期展望的崇高理想和目标，也时刻不能忘记要尊重客观实际，从眼前做起，从基础做起，以期积石成山，集腋成裘。

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来探讨东亚区域合作所面临的课题时，中日之间有着许多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共同话题。

贸易、投资、货币、劳动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存在广阔的空间。现实中，东亚区域各国的贸易投资壁垒因国而异，若撤销这些壁垒，将会有力地推动贸易投资的发展。贸易投资的扩大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密切相关，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必将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有关自由贸易区计量分析结果的支持。[9]在金融合作方面，清迈协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道路虽然漫长，但合作的领域相当广阔，人民币、日元在稳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将来实现区内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劳动等领域的合作迄今还没有真正展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受到严格限制，可以说未来这方面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从现在起应该为这种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此外，能源合作能否进行对于确保区域经济的安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许难度更大，但若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各方均会受益。现实中，台湾问题是影响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性不安因素，朝鲜的核开发则是中日两国乃至区域各国最为关心的紧迫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在关于朝鲜核开发的六国会谈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0月8日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中国发表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了朝鲜的做法，阐明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贯主张。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中日两国在六国协议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势在必行。除此之外，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跨国犯罪、海盗和毒品活动、应对自然灾害等领域，中日两国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作为东亚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的合作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区域政治关系的和谐及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对此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

人员、文化的交流是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的理解和包容，是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中日两国通过各种形式扩大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领域以及青少年的交流，对于改善和加强两国友好信赖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并将为地区合作做出表率。

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区域领导权问题非常重要且颇为敏感。迄今为止，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今后的一个时期，继续支持东盟发挥领导作用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日两国应该积极参与、策划和推进区域合作，并与领导权保持一定距离，这将有利于缓解区内其他国家的疑虑。但是，从长远看，本地区人口或GDP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和日本迟早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关键是从现在起必须努力创造让整个地区信任、放心的条件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