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是在金融体系发生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在金融体系的转换中，废除和放宽金融管制导致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现象。因此，围绕金融危机的起因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二是认为金融危机源于政府实施放宽管制措施的过于迟缓，换句话说，是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太慢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无论孰是孰非，金融自由化都是人们在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考虑的焦点问题。

南开大学薛敬孝教授探讨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上半期，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它们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没能够处理好汇率制度、汇率政策、国际收支调节、货币供给量控制，以及它们与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联系，造成了国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从而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金融自由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脱离本国国情以及缺乏相关经济金融政策配套的金融自由化无疑会损害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东南亚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很多，主要表现为：渐进性问题，即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金融系统成熟性的不协调。具体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进程在金融深度的绝对量上、在金融深度的进展与金融系统的成熟程度的关系上都超过了其可能承受的限度，从而危及了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些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忽略了本国的基本国情，超越了本国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如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尚未建立、本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匆忙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等的管制。举例来说，在东南亚各国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这些国家的银行由于政府对银行贷款的分配、数量和对存款利息进行管制，因此银行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传统的金融中介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虽然放松管制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但其他金融机构对银行传统业务领域的侵蚀也迫使银行不得不寻找新的商业机会来弥补传统中介业务利润被挤压所造成的损失。这种利润挤压在许多情况下像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并没有导致类似其他行业那样的资产重组或企业兼并，效率不高的银行并没有被迫离开中介行业或同其他更有效率的银行合并。相反，公开的和潜在的政府支持，使得那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经营不善的银行仍然处于运作当中。而且，在严格管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银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新的自由化了的经济环境中，那些高利润只能通过承担高风险以及对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的度量和管理来获得，并且需要更加谨慎。而且，金融自由化也没有伴随着相关体制的改革，使得一些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局面下逐步积累了大量信用质量较低的贷款组合，这些资产在危机爆发后几乎都成了银行的不良债权；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即资本项目开放后，利率政策、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不协调，在资本项目开放期尤其严重。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各国资本项目开放之后，较高水平的实际利率逐渐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尤其是短期流动资金，致使大量短期套利资本活跃于已经开放的资本市场，从而改变了各国外资的结构，使得整体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下降。而且，国内汇率制度安排、汇率政策没有与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相协调也进一步使经济脆弱。这样，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冲突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面对投机攻击的国内、国际政策也不协调。从国内而言，东南亚各国未能正确估量本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能力，采取了不适当的冲销政策，使它们失去了控制国内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在国际因素方面，由于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先决条件与东南亚各国的政策目标存在差异，从而也错过了减轻危机影响和严重程度的良机。

目前，人们对金融自由化往往谈虎色变，东南亚各国在经历危机之后也对金融市场的大幅度开放有所忌惮，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地域经济特点和各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金融自由化仍然是一个方向。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东南亚国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解决以下两个任务，才能在今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增强“抗震”的能力。第一，摒弃单纯的金融自由化策略，实施全面政策协调下的自由化进程；第二，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在欧美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拯救东亚经济、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只有建立一种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基础，并在继续坚持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促进本国和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在借鉴东南亚各国金融自由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还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国已经推行经常账户下的可自由兑换，并已声明进一步对资本账户实行自由化的意图。在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自由化的进程应该更加谨慎，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进行区别对待，其次对长期和短期的外债也应该区别对待。总的来说，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应视国内及国际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地削弱外债所可能引起的动**。以金融自由化涉及的管制与取消管制为例，中国对于实施管制的对象应该衡量其利弊而定，因此管制与取消管制也不应该是原则性的决定。从金融领域来看，需要新的管制的最佳对象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与此相关的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或者说，在邻国发生金融风暴之后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应否以及能否维持？与会各国专家学者首先对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也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维持固定汇率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对东亚邻国的经济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维护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同时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维持固定汇率也是在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状况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不贬值有利于中国抓住机遇，进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以及相应的经济调整。反之，贬值会影响消费者的实际收入，还会使需求不足的国内市场雪上加霜。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改革应该从利率和汇率市场入手，把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全和良性发展作为当务之急，坚持走渐进性的金融改革之路，在条件成熟时适度、逐步地开放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