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危机在国家之间蔓延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资产价格和汇率下跌的幅度都出乎人们的预料。危机本身及其冲击的最大震撼，也许是人们对“东亚模式”这一曾被认为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念产生的质疑。

“东亚模式”是在“日本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所谓“日本模式”是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的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以“市场失效论”作为理论基础，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金融体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追赶型现代化”的成功模式。所谓“东亚模式”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东亚，结合本国（地区）的特点，主要学习日本的“追赶型”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其基本内容与日本的经济模式是相通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即同是追赶型经济，但东亚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上的追赶型经济，其最初的目标是实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化；技术水平远比日本落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更强；资金积累能力弱，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经济增长更加有赖于国外市场，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廉价的劳动力是东亚惟一的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东亚模式”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亚各国（地区），在冷战格局和东方背景下，学习“日本模式”，以“后发效益”为基础，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手段，依靠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市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开端的“追赶型”现代化的经济模式。9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对其经济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得“日本模式”转而成为经济金融改革的阻力，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最终出现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持续的经济衰退，标志着“追赶型日本模式”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经济竞争的激化、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等都对东亚各国（地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反观东亚各国和地区，为了维持高速增长，不合时宜地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大量短期外国资金的流入，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的乘机发难，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孔凡静研究员在其论文《“日本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中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但不是东亚模式的终结。主要根据是其追赶使命还未完成，后发效益仍然存在。只要国际风云不致危及亚洲的和平，追赶先进的浪潮还会持续，而且会在总结经验、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得更好……日本模式的终结和东亚模式的危机，给中国上了最好的一课。作为追赶型现代化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追赶型大国，会有更长的路要走，会有更多的难题……学习经验，更要吸取教训，减少盲目性，警惕惯性，在成功当中寻找缺陷，不断改革，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王念祖教授在其论文《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启示》中，也深入探讨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危机的殷鉴转化为力量，则中国乃至全球将反祸为福。首先，中国对“当今的世纪是亚洲世纪”的结论必须重新估计。东亚奇迹摇身一变竟然沦为泡影，“东亚超人”复转为“东亚病夫”，其后果不免会从自大自满堕入自暴自弃。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只能依靠正确的政策和辛勤的努力。其次，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保有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说明经济过热会导致膨胀和萧条的恶性循环，而且，从长期来看，其现在的增长或许会妨碍未来的增长，诸如由此引起的土壤流失、酸雨、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损害、沙漠化等环境污染等问题。再次，亚洲危机中增加的共识莫过于“东亚模式”必须增加透明度，这对中国特别适用。因此，必须致力于增加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的透明度，尤其在金融方面需要增强外汇储备和银行坏账具体数额等信息的公开，否则保密或模糊不清的数据只会导致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政策以及加剧最终解决方案的难度；最后，金融危机导致的对于“东亚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结为对亚洲价值观的探讨。应该说，没有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可以强加给全球的所有人类。换句话说，世界上既可有全人类共同信奉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地制宜。一味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价值观或各个地区特有的价值观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墨守成规。前者只不过是自卑自谦时的幼稚反映，后者属于沾沾自喜，但是忽视了现实，阻滞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