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各国在危机当中吸取教训，采取了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积极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加强对出口型企业的扶持，鼓励以出口为目的的产品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和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开始考虑如何有效地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与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结合起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整顿国内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探索共同防止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方法；加强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机制，调整汇率政策，实现货币金融的多样化，试图建立独立的浮动汇率制。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由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转变而来的浮动汇率制度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东亚各国汇率制度的结构性的、持久的转变。从国际货币的角度来看，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后美元的作用相对降低，而日元和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得到了相对提高，但美元仍将在这一地区维持其主导地位。当然，统计数据也显示出在东亚地区进一步使用日元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虽然日前判定东亚各国最终将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还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将不大可能返回到管制相对较为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最终的制度安排仍将致力于维持汇率的稳定，这不仅要求东亚各国采取措施，努力恢复本国经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更需要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国际社会采取积极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来确保国际间汇率的稳定。

国际经济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介入了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重建。众所周知，IMF对陷于货币金融危机的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处理方法是提高利率、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如结构调整改革、市场开放等。这种简单划一的处理方法，目的在于通过恢复市场信用来恢复经济，这些措施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如果因为国内经济存在着某种困难而产生资本外逃的话，那么为了使国际资本重新流入，就必须首先解决阻碍资本回流的问题。高利率政策导致国内外利差增大，外国资本为了获得高收益率就比较容易流入；财政紧缩政策是通过调整国内需求，从而作用于国际收支，结果导致国际收支改善，物价稳定。以韩国为例，在1997年12月接受救济融通资金时，IMF要求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提高到30%以上，并且警告不要产生财政赤字。此外还要求金融机构实施改革以使资本比率符合《巴赛尔协议》规定的8%，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但是，IMF开出的重振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药方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仍以韩国为例，在接受IMF的处方一年之后（也就是到1998年底），给韩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坏账积累的恶性循环。首先，尽管企业破产是坏账急剧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是IMF强制要求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急进的经济改革处方，引起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心理上的恐慌，产生了信用危机，市场进一步缩小，这更加促进了企业的倒闭；其次，由于与企业有关的商业票据被频频拒付，吸引外资也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因此依靠国际资本回流重振经济的目的也没有完全实现；再次，高利率进一步增加了韩国企业的债务，引发了企业信用危机，使经济危机更加恶化；最后，市场开放使很多经营业绩、发展前景较好的韩国企业的股权被外国资本购买，经营管理权旁落外国企业。如果目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韩国企业家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努力建成的企业，将在一夜之间落入外国资本的手里。日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的郭洋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一年后的韩国——冷战之后和国际化》一文中指出，这些事实表明：“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国际机构，与其说是帮助救济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是为了削弱与美国产业有竞争关系的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作为霸权者并不会直接出面，而让被认为是中立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救济资金的提供者。也就是说，IMF的牵头掩盖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从IMF根据成员国缴纳基金份额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表决权这一事实，就可以认为IMF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国际经济机构。因此，对接受援助的国家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全面开放的要求，并不是无视危机国的国情，而是作为统一世界市场的基础而提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