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国内外众说纷纭，讨论方兴未艾。观点之一是从金融领域中寻找危机爆发的原因；观点之二是从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探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观点之三是从经济结构上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观点之四是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河合正弘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等从危机当事国汇率制度的安排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南亚各国采用的“事实上”（defacto）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汇率制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约15年时间里对新兴市场国家、东盟各国，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具体体现为在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的情况下，日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也迅速升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东南亚国家在与日本进行贸易时的货币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转变成为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间接地吸引了大量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制造业部门劳动的分工和工业化的进程，并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是，1995年春以来，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逐步丧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日本直接投资也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经济运行前景转而黯淡，积累的债务无法获得展期，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金融危机给世人的—个重要教训是，在金融资产形式和金融交易手段空前多样化、便捷化的当今社会，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展和国际流动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继续采用单一的钉住美元制度意味着风险的增加，而采用货币篮子制度当为一种切实安全且有效的方法。与会的多数学者认为，当前比较可行的选择是，各国应在货币篮子中依照美元、欧元和日元的顺序，按不同比率安排国家储备，如此则可以有效地抵御世界经济突然变动及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也是一些学者探究金融危机根源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双低使得全球流动性显著增强，这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游资的大量流入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外部融资结构，外国直接投资量下降，而整个经济对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依赖程度则提高了。这说明东南亚各国的国内经济已经开始更多的依赖于债务，而非直接投资，并且这还意味着流入的资金更加以短期化为主，并越来越多地以外币计值。这些特征使得国家整体经济对抗国外流动资本风险的能力变得越发脆弱。举例来说，在1993年底左右，当许多亚洲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价格收益比率达到了最高值以后，许多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收益比率开始明显上升，但是这些迹象未能进一步推动亚洲股市的上涨，相反，这些亚洲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收益比率增长潜力显得相对微弱。由于股票价格对利润率预期变化的反映程度显然要快于债券或银行贷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从1993年底已经开始对亚洲企业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也许是反映亚洲经济潜在弱势的一个早期征兆。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日本经济、金融的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政府为解决困境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日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都对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重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国内市场的需求不振使得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第二，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是促使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形成和加重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巨额直接投资加剧了该地区资产价格的急速攀升，尤其是在日元汇率大幅度上扬之后，日本企业在日本银行的支持下，纷纷到东南亚各国投资建厂，从而加剧了东南亚诸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此外，日本金融体系的动**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震源之一。在日本泡沫经济过程当中，日本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扩张行为，实际上已经扩展到了亚洲地区。1995年到1997年日元疲软期间，日本银行资金向外汇市场的大规模转移，对于亚洲国家的资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就在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收支急速恶化的形势下，日本的银行资金又迅速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证券市场急剧动**，股票价格暴跌以及外汇汇率大幅下滑，最终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应当强调，此次东南亚国家深刻的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分强调其中的部分原因，都不足以全面阐明东南亚危机的形成、发展和爆发的整个过程及其根源。但是，危机的复杂性又使得人们不得不从更多的层面来探询危机形成、发展和爆发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根源，通过对危机爆发原因的深入研究来帮助世界各国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当中制定相应的对策以提高防御危机的能力，保障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如同80年代初爆发的拉美危机一样，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互补性。也就是说，只有其中一种稳定是不够的，而且无论牺牲哪一种稳定都会极大地削弱甚至破坏另一种稳定的可能性，并可能导致潜在的级数破坏效应。不可否认，财政紧缩和价格稳定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逐步赢得了支持，这些目标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准则，而且渐渐被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改革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则认识得相对较晚，一些国家由于民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种改革如今依然受到强大的政治阻力。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亚洲金融危机能够促使人们更多地研究度量和管理信用风险的方法和技术，建立全球范围的信用风险标准，并能促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改革，那么危机的巨大代价至少可以得到部分弥补。由于金融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并且这一特征广泛存在于金融体系的诸环节和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因此，为了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应该首先在经济政策方面积极谋求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这是防范金融风险演变成为国内乃至国际性金融危机，从而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基础。这一机制应包括宏观管理（政策部门）、中观管理（管理部门）和微观管理（操作人员）相结合的三个层次的所谓“健全经营管制”措施；其次，各国要在全面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有—个合理的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和依据本国经济实力等具体国情，而且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变化，以维护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原则；最后，需要建立国际协调合作机制。从总体上讲，需要建立东亚经济新秩序，即在经济交往中平等互利、公正竞争、协调合作、共同发展的“横向秩序”。基于金融风险的扩散性特点，“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东亚各国应有波及效应意识和国际责任意识，并共同致力于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