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6日，为夺回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埃及、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进攻，随后约旦、沙特阿拉伯也向以色列宣战，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使美国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60%的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采取了降低产量、提高油价的联合行动。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湾六国决定提高原油价格21%。随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宣布原油产量每月递减5%。10月18日，沙特国王发表声明：“美国不改变中东政策，就全部停止对美国的石油出口。”[4]

为了结束中东危机，美苏为首的国际社会紧张地开展了各种外交活动，并于1973年12月促成阿以双方停战。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虽然同意停止石油生产逐月递减5%的计划，但却继续坚持原油价格上涨的原则。这样，到1974年1月，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由战前的2.65美元涨到10.46美元，上涨了近四倍。

石油价格的暴涨对日本经济的打击相当沉重。1970年，石油在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50年代初期的5.3%上升到47.9%，石油的海外依存率是99.7%，而海外石油进口的78.6%来自阿拉伯地区。[5]这三个数字表明，离开石油，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无法运转。阿拉伯石油减产、涨价、降低对日出口比例后，打乱了日本国内相关企业的生产计划，引起石油供给不足、生产减量、化工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供给短缺的恶性生产循环，进而生产萎缩的效果又波及到消费领域，引起相关生活物品紧缺和价格上涨，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抢购狂潮。灯油、床垫、胶鞋、皮靴、卫生纸、洗涤剂、砂糖、调味料、食盐、酱油等普通生活用品纷纷告急，国民风声鹤唳，小道消息满天飞，只要有人说某某商品紧张，立刻就被抢购一空。据日本银行的调查，这场跨年度的抢购风潮，竟使1973、1974两个年度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了15.8%和31.4%，其通货膨胀率高于同期欧美各国。[6]

面对这种突发事态，日本政府采取了三步对应措施。第一步，于1973年11月16日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紧急石油对策推进本部，政府亦制定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号召国民节省石油和电力消费，并分工把口，由政府主管部门对大型耗能企业和单位进行“行政指导”。第二步，于12月22日颁布《石油供求公正法》和《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两部临时法律，同时宣布“紧急事态”，以控制局面的发展。第三步，1974年春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后，逐步放开法律管制，此后开始大力推广普及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品开发技术，严重依赖石油原料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

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田中内阁的高速增长幻想彻底破灭，日本经济进入战后以来时间最长的结构萧条期。1974年首创战后经济负增长记录，增长率为-1.3%，1975年恢复到2.5%。股市是反映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到1974年10月，股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暴跌了45.1%。经济萧条期间，电机、造船、汽车、机械、纺织、化学、钢铁及建筑等主要部门的生产均大幅度下跌，工矿业生产指数在1973年11月后的15个月内下降了2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化纤和造纸工业的降幅达到30%左右。为度过危机，企业普遍采取了减少设备投资、减产和裁员措施。企业设备投资额1975年比上年减少53%，设备开工率1975年比上年下降6个百分点。钢铁业普遍采取关闭高炉的临时措施，致使钢产量一度减少了30%。完全失业者人数增长一倍，临时被解雇的人数最高时达到500多万人。

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但也成为促使日本加快转换经济结构的直接契机。从结构萧条期起，日本改变具有“重大长厚”特点的重化学工业结构的步伐加快，开始实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短小轻薄”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力是市场的压力，为了度过萧条期，民间企业必须在经营上通过更加彻底的“合理化”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同时不得不重新考虑企业发展和投资的方向问题。国家则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出发，在经济政策上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发挥重要的助推作用。

度过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后，日本在产业政策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新措施。

第一，大力开发新能源，改变现有的能源供给结构，降低能源消费中对石油的依赖率。1975年，综合能源调查会在提交给通产大臣的《关于昭和50年代的能源安定化政策》咨询报告中建议，加强水利发电能力，实现年均3.4%的增长；开发地热，年增长速度达到39.7%；提高原子能发电能力，实现年均增长32.3%；以提高处理公害的技术为前提保证，增加煤炭等非石油能源进口，其年均增长率为27.1%。[7]

第二，通过产业立法和行政指导，敦促结构性萧条产业控制设备投资并实行结构转型。福田（纠夫）内阁时期的1978年5月，公布实施《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其中规定：主管大臣须制定特定萧条产行业“安定计划”，明确以处理过剩设备为核心的行业标准；主管大臣可以在行业自主实施基本安定计划时，就共同行为发出指示；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为处理过剩设备提供必要的融资。[8]“特安法”明确规定，平电炉、铝炼制、合成纤维制造、船舶制造四种行业属于萧条产业，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基本安定计划”，并对过剩设备进行处理。此后，政府连续通过政令，于1978年7月增加氨、尿素、湿式磷酸、纺织四种制造业，8月增加铁合金制造业，1979年3月增加纸板制造业，使“特安法”指定的结构调整行业达到了10个。

第三，通过产业立法和行政指导，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力提倡IC（集成电路）关联技术的引进与开发，台式电子计算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以及由电子技术装备的汽车、数控机械等是政策上的扶持发展对象，除此之外，航空制造业、原子能产业、海洋开发器械、软件开发业、信息服务业、大型工程安装业等被列入新的政策扶持重点对象。为推进上述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于1978年7月颁布《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简称“机情法”）。这部时效期为七年的临时法律，将机械、电子、软件开发三大行业列为政策扶持重点，指定应用型电测器、电子医疗器械、集成电路、高性能传真装置、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88种设备或机种为法律适用对象，明确规定在融资、税收政策上实行倾斜性支持。[9]

第四，继续实施和调整田中内阁时期制定、因石油危机及其后的经济萧条而停滞的产业布局政策，1977年公布工厂再配置促进计划，1978年指定北海道、山阴、南九州、冲绳等12个道县为工业诱导地区。1978年12月大平内阁成立后，又开始研究如何建设城市与农村一体化的30万人“田园城市”建设问题。

第五，支持企业海外投资，通过ODA援助，扩大政府间经济合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使日本经济很快恢复了活力。尽管1979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再次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相比其他欧美国家来说，日本是轻灾户。1976至1979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连续四年超过5%，年均增长率高出美国一个百分点、英法德两个百分点，进入所谓“中度增长期”[10]。

70年代后期，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相关产业实现了飞跃性的大发展。70年代末，工业机器人、数控车床、数显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展极为显著，与10年前相比，电子计算机末端装置产量增长30倍，数控车床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0倍。其中台式电子计算机性能大为改善，实现了轻薄且多功能化，产量由1971年的204万台增加到1980年6000万台；彩电生产实现了全自动化；摄像机和录音机产量由1975年的12万台增加到1980年的444万台，产品垄断了世界市场；汽车制造业因采用省油技术并在车内安装了半导体接受设备而受到欧美市场青睐，从1977年起取代钢铁成为第一出口创汇产业。在其他高端技术领域，1978年，三菱重工等日本三家企业负责机身和主翼的研制，与美国波音公司合作开发波音767飞机，并于1981年完成试飞。1977年，日本与美国联合研制的“**2号”静止卫星和“向日葵”气象卫星升空，两颗卫星中使用的日本产零部件分别达到41%和15%。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79年日本的原子能发电设备能力已达到1267万千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原子能发电大国。

70年代后期，以电子技术为依托的日本商品实现了“疾风暴雨般的出口”，日本成为最大的长期性贸易顺差国，由此再次激化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期，由于美国的强烈抗议，日本不得不在对美钢铁、彩电出口上实行自主性数量限制。